埃及与哈马斯关系探析

埃及与哈马斯关系密切。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与哈马斯血脉相承、理念相同,为哈马斯提供了广泛的道义支持和理论来源,但两组织间也有差别。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奉行的是抑制、打压政策。埃及军政府与穆尔西政府时期调整了对外政策,支持哈马斯及其政府,双方关系发展呈上升态势。埃及过渡政府和塞西政府为打击穆斯林兄弟会,对哈马斯态度冷漠。不论对哈马斯是支持还是抑制,埃及首要的目标都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当政者的利益。埃及—哈马斯关系对双方来说含义不同。对哈马斯及其政府来说,与埃及关系事关生存。而对埃及来说,哈马斯只是其发挥地区作用的一个平台。从长远来看,埃及仍会继续与哈马斯打交道。     

犹太定居点问题浅析

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冲突及中东和平进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该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直接关系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关系到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本文试从早期犹太定居点政策、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与扩张、犹太定居点的出路三个方面对该问题作一探讨。     

“11罗汉”迪拜刺杀哈马斯领导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警方2月15日宣布,11名持有欧洲国家护照的神秘特工是刺杀哈马斯领导人的真凶,并且公布了这些特工的照片、姓名和护照号码。1月21日,哈马斯军事指挥官马巴胡赫在迪拜机场附近的豪华酒店房间内遇刺身亡。     

以色列对巴难民问题政策探析

本文通过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政策分析 ,揭示以色列拒绝让难民返回家园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要建立一个犹太国。文章分析了以色列人对难民问题认识的转变过程 ,相信阿以双方能够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还使我们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     

试析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犹太定居点及影响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问题,实质上是巴以双方长期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关于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的争夺斗争。在这场持续数年的较量中,以色列以犹太定居点为工具,对巴勒斯坦进行遏制。掌握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犹太定居点的现状及影响,能够从宏观上把握以色列的对巴战略,丰富学界在定居点问题上的研究,对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巴以和谈及面临的障碍大有裨益。     

以色列在巴被占领土上的水政策及其后果

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以法律等形式控制巴被占领土的水资源,实行高昂的水价格,对巴勒斯坦居民开凿新井或者修缮与加深现有水井的诉求予以否定,并且用水表计量等方法对巴勒斯坦人的用水实行严格的配额制.以色列的水政策不仅使占领区的经济处于不可逆转的依附状态,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灾难和健康危机.     

二战后初期美英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美英苏对以色列建国问题的影响

巴以问题是当今的一个热点。通过介绍二战后初期美英苏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对以色列建国问题的政策及影响,得出结论,即以色列国的建立是美英苏大国争夺的结果,阿犹两民族间的冲突被大国的战略利益所利用,大国应该对巴以冲突负相当大的责任。     

以色列建国叙事与集体记忆——重读伊兹哈尔的《黑泽废墟》

以色列建国与希伯来语复兴、大屠杀一样,在民族构建进程中占据着制高点之位。对于以色列人来说,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是一场保家卫国的生死存亡之战;而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这场战争无异于“大灾难”。作为战争的亲历者,第一位以色列本土作家伊兹哈尔面对大批流离失所的阿拉伯难民,不免遭受良知拷问。在其发人深省的中篇小说《黑泽废墟》中,他描写了以色列士兵对阿拉伯村民的驱逐,以及叙述人在驱逐阿拉伯人的过程中产生的内在冲突,且在巴勒斯坦难民的苦境与历史上犹太人的流亡经历之间建构关联,对塑造以色列人的集体记忆产生了重要影响。     

揭秘以色列美女特工

2010年1月20日，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马巴胡赫被暗杀，国际社会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以色列的暗杀机构。雇佣“美女刺客”搞暗杀，是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一贯做法。这些“美女刺客”，会通过美人计诱使暗杀目标上钩，她们在暗杀行动中常常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有时甚至会亲自引爆炸弹消灭暗杀目标。     

“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

谈善论恶乃是佛教的永恒主题。在中国佛教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善恶“因果”观,一是注重“果”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二是注重“因”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中有着“决定论”意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是中国本土儒家文化以及民间习俗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佛教中的反映,属于中国化的善恶“因果”观;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是基于印度佛教的“缘起论”,是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善恶“因果”观。依据印度佛教的这种善恶“因果”观,东晋竺道生进一步提出了“善不受报”的思想。依据“善不受报”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佛教“缘起论”,一个人只管行善而不要去追求行善的回报,然而就是这种不求回报的行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     

浅析中西方育儿观的差异及原因

家庭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最主要场所。现在的中西方育儿观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导致了儿童成人后在生存适应能力上的明显差异。探究并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方法,对提高未来人才的素质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韩柳道统观的歧异

韩柳皆倡文以载道,但所言之道与载道的表述模式均有区别.韩愈宗经,他的道统说力求正宗纯粹,意在突出其天授的权威性.柳宗元的明道说则以大中为旨归,强调"生人之意",着眼于道之用.在天命观、社会发展观、儒佛关系方面二人皆有差异.     

时间观与民族文化--中美时间观比较研究

从文化学的角度比较中美时间观念,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时间观既是线性时间观又是循环时间观,以循环时间观为主,而美国则是线性时间观;在时间取向上,中国重视历史,有过去的时间取向,美国重视未来,有将来的时间取向;在计时、用时和守时的习惯上,中国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美国属于单向时间习惯.     

盗窃案件中检察院和法院定罪分歧研究

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检察院与法院关于盗窃案件定罪问题存在分歧。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分应从“秘密窃取”或“公然夺取”上进行判定,尊重人们生活及司法实践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认知。对于偷中有骗、骗中有偷的案件,应以财产所有人、保管人是否因陷入认识错误而自愿对财物进行“转移占有”意义上的处分来进行判定。盗窃罪未遂应仅限于盗窃未遂但情节严重的场合,否则虽属于盗窃行为,但不能定盗窃（未遂）罪。     

论自然观的嬗变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略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人被动适应自然的阶段、人主动征服自然的阶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依次递进,体现了自然、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相处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化.惟有反思过去,更新观念,尊重规律,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依法办事,方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试析革命家毛泽东与文学家鲁迅文艺观的差异

毛泽东与鲁迅尽管在文艺思想上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但细究起来,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毛泽东主要是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认识文艺的性质和作用的,其中心思想是阶级论、人民性和工具论,相对而言却较为忽视文艺的独立性、审美价值和艺术规律;而鲁迅则是以文艺为本位,较多强调文艺独立于政治的特殊性以及尊重并服从文艺规律,侧重点在于文艺的思想性、规律性和审美价值。产生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学考察和认识角度的不同。     

从对“自我(self)”的认识看中西文化价值观差异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与其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密不可分，并直接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和日常行为上。本文从人性本质、价值观念、择友态度、人格观、词汇构成等五个方面分析了中西方对“自我（self）”的不同认识，并由此看出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以期提高人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更好的进行跨文化交际。     

论黑格尔的崇高观——兼及黑格尔和康德崇高观之比较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对崇高作了详细阐述，但学界对其崇高思想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黑格尔的崇高观：第一，在理念的发展过程中论述崇高；第二，崇高来源于理念；第三，崇高的神性色彩；第四，关于个体的崇高。认为与康德相比，黑格尔的崇高观显示出了他思想中的保守主义和浓厚的神学色彩。     

法与生命的悖论:论章太炎思想的政治性与批判史观

章太炎的核心政治思想前后关联,并且随着不同阶段所面对的不同社会状况与时局难题而逐渐深化。考察章太炎进入民国时期的思想,可以发现章太炎政治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批判史观与他早期的革命思想一脉相承,并衔接了他的国故研究。首先,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所响应的政治思想,关键在于国家作为组织的问题,并且针对治理人民的国家机关过高之权力进行批判;其次,章太炎对于国家机构的批判,延续了革命成功前分析国家概念的政治思想,主要探讨的问题便是组织、生命与法之间的张力;第三,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援用老庄与华严宗唯识论的思想以及小学训诂的传统所提出的缘起本体论,透露了他的批判史观,足以检验国家作为体制以及国家作为概念所揭露的生命与法的根本悖论;第四,本文以"史"的政治性批判作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