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婢女政策与法规的演进及社会内涵

在明代身份等级社会中,国家关于婢女的政策与法规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从缓和阶级矛盾为着眼点,立足于扩大国家名义下的劳动力数量,采取坚决推行抑制婢女数量与重申婢女贱民地位的强硬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明后世诸帝对婢女政策与法规都做了程度不同的变通,表现为从严禁走向怀柔,由强制转为疏导。这一变化背后具有多重深层的社会内涵:一方面是社会上婢女数量的逆向增长,蓄婢阶层的渐趋广泛以及对蓄婢特权的普遍僭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婢女政策与法规在文本与实践层面之间存在的距离与差异。明代婢女政策与法规的演进特征不仅体现了明代国家处理具体社会秩序方式上的弹性,也表明国家政策与社会实际之间的暗和。     

浅析《金瓶梅》中的床

床在《金瓶梅》中不仅是实用具,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床笫之间的缠绵,折射出了明代中叶时期的民风民俗,反映了明中叶时期纵情放达的社会风尚,而床笫之间的温存又是西门庆施展计谋、获得财富的一个渠道,床上的情色则是其醉生梦死、行贿纳贿、卖官鬻爵的手段。僭越床具,则是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新型商人向社会等级制度发起的挑战。看似简单、干净的床具,在《金瓶梅》中显得不简单、不干净。     

试论明代锦缎纹样的艺术形式及发展

明代丝织业非常发达 ,花色品种繁多 ,尤以锦缎的纹样最为精美。其外观雍荣华贵 ,富丽多姿 ,制作工艺精湛 ,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写下了我国丝绸纹样史上辉煌的一页     

明代潮州对外贸易研究

明代,潮州私人海外贸易兴盛,主要外贸对象有日本、暹罗、爪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外贸特点主要表现为“下海通番”、“做地通番”和“劫掠通番”三种形式。其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铁器等大宗货物,也有各种生活用品;进口货物多为贵金属和香料等高档消费品。在潮州的对外贸易中,“粮食贸易”发挥了独特的推动作用。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技术理性僭越的生存论代价——一种环境哲学视野中关于技术风险的言说

技术理性是人的主体性确立进而实现人的自然奴役解放的实践理念和实践自觉。技术理性僭越是随着技术更大发展以至张显有了可能并最终出现而出现的。其僭越的结果就是人本质乃至人的生存受到质疑，人类生存付出生存代价。     

唐代丝綢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唐代丝绸是我国丝绸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唐代丝绸不仅在产地范围、产品数量及织造技术等方面比前代有了很大扩大和提高,而且在经济、政治及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本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加藤繁就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中对唐代丝绸的货币职能作过全面论述,使人们对唐代丝绸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今天看来,这些论述仍有不足之处。至于唐代丝绸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     

“碾伯守御千户所”辨析

以《明史·地理志》为代表的一些史籍认为 ,明代的陕西行都司领有十二卫、四守御千户所总共十六卫所 ,碾伯守御千户所是其中之一。这种说法有误。事实上 ,陕西行都司领有十二卫、三守御千户所共十五卫所 ,碾伯所不是守御千户所 ,而是西宁卫的右千户所。《明史·地理志》的错误主要是由对明代守御千户所的属性不清所致。辨别清楚明代守御千户所以及千户所的属性 ,对明代卫所制度和明代地理区划等问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困境与出路——苏州丝绸生产的调查与研究

最近,笔者在研究中国丝绸史的过程中,对苏州丝绸生产的现状进行了调查,既为它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也对它所存在的问题而感到耽忧。这些问题,不仅苏州一地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全国丝绸行业的通病。指出问题,寻找对策,无疑将会有利于苏州和全国的丝绸生产。(一) 花团锦簇的苏州丝绸历史悠久,中外闻名。改革十年来,苏州丝绸工业系统努力改革,锐意创新,丝绸生产的产量、产值和利润以平均每年递增10%的速度迅速增长,全行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全市共有县属以上丝绸骨干企业40多个,联带着150个丝绸生产厂家,生产、科研、教育同步发展,缫丝、织造、     

论国有银行金融风险的深层原因

本文从建立金融风险分析的视角基点,即三种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准经济人”的假设入手,运用博弈论思考方法,以考察人的行为为主线分析了地方政府经济诱导、政策派生,策应说服、强行于预的什锦僭越行为;国有企业以礼攻心、误导隐藏、以动制静、借助外权的僭越行为;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粗放扩张、秩规替换、邀功饰忧、情感选择的僭越行为。进而从体制环境、人文思想等层面较深刻地揭示了国有银行金融风险之综合归因,即缺少明确的金融产权规范;行政性授权参与约束乏力;参与金融交易设权寻租;非理性渗入道德约束;不良行为“回归”风险。最后指出寻求制度上的分工合作还有较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