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性践行之思考

从刑法谦抑性产生的历史语境来看,刑法谦抑性主要蕴含着刑法的宽容性、有限性和经济性。刑法谦抑性理念作为刑法的价值观,对它的贯彻和实践不宜由"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轻刑化"等模式加以描述和涵盖,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讨论刑法谦抑性的相关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属性自然犯化研究

某公益性公墓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中罪与非罪的实践之争,揭示了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属性法定犯化带来的诸多弊端,进而影响到刑法谦抑、依法行政等重要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生态环境资源刑法对生态环境资源法益的保护决定了生态环境资源违法的社会危害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秩序的破坏,而不应局限在生态环境管理秩序本身.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伴随生态环境资源伦理的演变,对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提出了自然犯化的立法需求和保持谦抑性的司法考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属性自然犯化,能够充分体现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政策"保护的绝对从严与惩罚的相对从严"总要求,也能为生态环境刑事司法提供准确指引,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环境资源治理现代化的应有内涵,亦成为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我国网络犯罪治理的回溯与反思

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网络犯罪治理的演进有三个主题环节,即网络犯罪现象之正视、网络犯罪范围之界定和网络犯罪治理之践行,三者之间共识共存,休戚相关。其中,对网络现象的认识围绕网络社会的特征及其社会危害性探寻、网络犯罪的立法模式选择进行展开,对网络犯罪范围的界定主要基于如何正确理解刑事扩张与刑法谦抑性两种对应的立场进行,而关于网络犯罪量化标准与网络帮助行为的规制则与当前司法实践的联系最直接。在网络犯罪治理进程中,完成了对网络犯罪探索必要性的证明,凸显了网络犯罪圈划定上的立场和分歧,开始对网络犯罪的惩治预防进行了有益探索。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挑战与回应

风险社会背景下,人工智能分别在价值层面与制度层面给传统刑法带来巨大挑战。在价值层面,人工智能的应用动摇了刑法谦抑立场的社会根基,削弱了刑法谦抑立场的功能。在制度层面,刑法在人工智能的不同发展阶段各有挑战。弱人工智能阶段中的刑法在罪名设置、量刑幅度、责任分配方面面临挑战;强人工智能阶段中的刑法在犯罪主体、责任判断、刑罚设置方面受到冲击。对此,刑法需要做出回应。在立场问题上,刑法有限谦抑的立场选择既可以保持刑法自身特质,又能适应时代发展。在制度问题上,刑法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两个阶段,针对相应问题可通过增设新罪名、细化量刑幅度、加入严格责任、构建三元犯罪主体格局、探索新的责任判断方式及设计人工智能刑罚体系等措施以应对挑战。     

谦抑性视阈下无被害人犯罪探析——兼论谦抑性的反思与重构

无被害人犯罪是指违反道德风化类的犯罪,虽然形式上具有妨害社会管理的风险,但实质上并不会对案外人权益造成实际侵害,因而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从刑法谦抑性视阈出发,无被害人犯罪非罪化或轻罪化存在合理性和正当性,制定无被害人犯罪出罪空间与规制合乎比例的制裁方法亦为现行谦抑性理论的一场检讨战争。因此,撇清我国刑法关于无被害人犯罪的暧昧态度对谦抑性的反思与重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法应正视无被害人犯罪体系,帮助其成长的同时亦给出空间,以适应风险社会行为高度入罪化的需要。我国应以法益危害性为中心,对违反风化类犯罪采用行政化或道德化处理模式,为我国轻罪化与非罪化立法提供启示。     

论重大考试舞弊行为犯罪化的依据

考试舞弊行为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考试制度,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影响到学风乃至社会风气。考试舞弊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质属性,用刑法对其加以规制符合刑法谦抑性,且与我国古代和其他国家的立法例相符合,因此将之予以犯罪化不仅在理论上行得通,在实践中也是可操作的。     

刑法谦抑理论下金融犯罪圈的界定

刑法谦抑理论作为现代刑事法律体系的基础，要求立法者和司法者在判断特定行为是否纳入刑事犯罪圈时，必须从该行为的本质特征出发，在保持刑事法律适度介入的前提下，从适当性、必要性、衡平性三个角度对特定行为进行考察，以决定是否将其纳入刑事法律管辖范围。金融犯罪同时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和特定金融参与者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对金融犯罪圈进行界定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防止行为人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实施金融犯罪，另一方面也要从金融犯罪的本质特征出发理解和适用刑法规定，坚持刑法的补充性和保障性特点，结合刑法谦抑理论下适当性、必要性、衡平性的犯罪圈界定标准，合理界定金融犯罪圈范围。     

刑法谦抑与轻罪立法：观念调整与立法检视

轻罪立法已成为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特色与趋势，学界对轻罪立法与刑法谦抑原则关系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由于刑罚具有严厉性，应将刑法谦抑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刑法谦抑原则的核心理念是最后手段性，传统观点将其他法律的有效性作为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但是，有效性的标准是难以操作的，且有些犯罪并不处于后置地位；宜将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重置为前置法对刑事违法性的预警功能，具体可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区分、前置处罚规范的非象征性、必要程序性要素的配置四个方面实现。判断轻罪立法是否谦抑应附带审查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当前受到质疑的一些犯罪有的并不违反刑法谦抑原则，但有的犯罪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调整。轻犯罪法的制定将对刑法谦抑原则形成挑战，坚守刑法谦抑可能需借助程序机制。     

论我国刑法中犯罪定量的合理性及其模式

犯罪定量是中外刑法研究的共性模式。在我国刑法中质量互变规律是犯罪定量因素存在的认识论前提;刑法的谦抑性是犯罪定量的价值基础;＂二元的制裁模式＂是犯罪定量的现实政治基础;重刑主义传统影响下的法不责众的法文化心理是犯罪定量的现实文化基础。一些学者提出我国的犯罪定量模式是＂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的看法,并没有较好地反映我国犯罪定量的真实场景。＂立法定性与定量＋司法定量＂才是我国犯罪定量的真实模式,这种立法定量与司法定量的混合模式更具有中国语境中制度上的契合性和实践上的适应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犯罪化问题反思——以网络“裸聊”行为为视角

中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对包括网络"裸聊"行为在内的网络色情活动的打击力度逐渐加大,本文从立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社会危害性理论及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角度论述网络"裸聊"行为不宜犯罪化。     

浅议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和理论依据

未成年人犯罪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本文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处罚原则和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对未成年人犯罪整体上从宽处罚，并从生理原因、刑法目的和刑法谦抑性的角度对这种处罚原则进行了论证。     

对滥用毒品行为非犯罪化的思考

滥用毒品行为属于“无被害人犯罪”,从刑法谦抑性的理论视角出发,我国不应将其犯罪化。文章通过对我国滥用毒品现状的调查及对此行为的犯罪化主张的分析,思考非犯罪化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进而探索相关司法实践路径及刑事替代措施。     

双层社会下短信嗅探犯罪刑法规制研究

在双层社会背景下，针对短信嗅探犯罪的刑法规制陷入困局，由于保护法益范畴不明，导致无法对技术作出合理的刑法解释，并且适用的罪名存在竞合。短信嗅探犯罪的保护法益包括财产法益和公民个人信息法益，所以应该适用双重法益说。由于受双层社会场域特征的影响，短信嗅探犯罪实行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刑法解释发生异化，应该基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法益来解释实行行为。在具体规制路径的选择上，应该适用盗窃罪来保护财产法益，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并在量刑标准上“升维”，保持刑法谦抑性。     

犯罪二次性违法特征的理论与实践再探讨

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已初具其型,但我们还有必要对这一理论中前置性法与刑法之间如何契合、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衔接等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和释解。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事实上是刑法"二次性"规范属性进一步延伸和分解的结果,把握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深化谦抑理念的关键。应受刑罚处罚性的价值在于强调刑法的保障性,这就意味着刑罚的设置需要考量前置性法的适用情况。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以"前置性法——刑法"的递进模式开展自己的叙述,时刻把刑法的启用看作是充分考量前置性法以后做出的选择,可见这一理论是建构在"实证"而非"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具有方法论上的科学性。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以法律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建构"前置性法——刑法"的递进模式进行思考,其中带来的最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强调对"法环境"的考察与解析。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主要是基于自由刑法的立场,始终从法体系的角度把握刑法是保障法、具有第二次性违法的规范属性,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非犯罪化探析

非犯罪化的要义在于遏制那些建构论唯理主义者扩张性地滥用刑法以型构社会秩序的冲动,即遏制犯罪范围的扩张性认定趋向。作为刑法谦抑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作为一种价值追求,非犯罪化要求在刑事立法、司法过程中,在特定情况下,对某些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逐渐)减少其反应活动。非犯罪化在今天不应只是一种价值理念,更应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努力态势。     

论社区矫正的法理基础

社区矫正作为现代社会的热点问题,倍受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关注。在我国,随着社区矫正试点的推广与运行,社区矫正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方式。社区矫正这一理念本身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其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受到刑法谦抑思想、犯罪的人格矫正理论、犯罪标签理论、复归理论以及"大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     

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

受贿罪的犯罪对象的内涵和外延都存在巨大争论,从刑法的谦抑主义立场出发,应当采取财产性利益说,才能够既保证认定上的明确,又不致过分扩大处罚范围。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法益保护前置化

"两高"颁行的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为全面治理网络诽谤犯罪提供了可行标准。《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的"情节严重"判定标准作出扩张,其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标准实现了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在适用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规定时,司法人员应对"危险向现实损害转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运用民事、行政与刑事机制来治理网络诽谤行为。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关系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首次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这是1997年中国大规模修订刑法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改.该修正案的最大特点就是犯罪圈的扩大,这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产生冲突.本文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阐述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犯罪圈扩大化的合理性.     

"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立法检视与反思——以"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为论域

"预备行为实行化"是立法机关把刑事处罚视线前移而体现预防范式的一种活性立法,它通过提前保护法益、设立抽象危险犯、弱化因果关系以及强调行为无价值等整体融贯、功能耦合的前沿理论获得正当性支撑。我国已在刑法分则中将恐怖活动犯罪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加以对待,从而实现对该预备行为的独立可罚性。该立法对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确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或将面临犯罪圈扩张与刑法谦抑性、应罚性与需罚性、安全与自由等方面的紧张乃至冲突。因此,司法机关需要平衡各方利益,遵循比例原则,在刑法教义学层面对我国"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适用尽可能进行限缩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