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与花洲书院

乍提花洲书院．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因为它毕竟没有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声名显赫,但若提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人们一定是耳熟能详,此传世名篇便是在花洲书院完成的。花洲书院虽在名气上不能和四大书院相比,但也是我国古代很有影响的高等教育机构。     

嵩阳书院与二程理学

嵩阳书院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它是宋初兴起的私人讲坛性质的书院 ,其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地位历史早有定论 ,崇福宫作为文人挂职之所与嵩阳密不可分。二程是理学的开创者 ,嵩阳对理学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程学南传后发扬光大 ,朱熹集其大成 ,形成程朱理学体系。理学久经贬抑 ,其治世价值逐渐被认识 ,宋末立为正统 ,后代又发展为宋明理学。理学是对汉代以来旧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具有历史进步性。作为统治思想影响元、明、清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延影响至今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嵩山南麓,它面对双溪河,背靠峻极峰,西依少室山,东临万岁峰,山峦环拱,溪水长流,环境幽美,景色宜人。它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     

河南书院与清初洛学复兴

清初,以孙奇逢、耿介、冉觐祖、窦克勤、张沐、李来章、汤斌等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在百泉、嵩阳、朱阳、南阳、游梁等河南书院讲学授徒,以重振洛学而相鼓吹,从而掀起了一场文化复兴运动。这次运动以书院为中心,众学者的学术取向一致,讲学互动频繁,注重经世而又与官方联系紧密,多角度地展现了地方书院与理学学派之间的高度融合,这在书院史、学术史上都值得特别注意。     

论应天府书院教育的历史地位

应天府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它所创造的宝贵经验 :广开财路 ,多方集资养学 ;面向社会 ,办学方式灵活 ;教育开放 ,促进学术发展 ;追求新知 ,热衷创新进取 ;名师主教 ,高徒不断涌现等 ,至今仍然对加快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熹的书院教育与礼教思想

中国的书院制度,开始于唐代,发展于北宋的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而以经过南宋朱熹重修、先后订立教规的白鹿、岳麓两个书院为最著名。但唐玄宗首先设立的丽正修书院,不久改名集贤殿书院,置学士,集学士讲学,与后来私人创办的书院,性质不完全相同。而朱熹却真正和中国的书院制度分不开。由于官学失修,科举流弊,以及儒者要同佛教禅林争夺教育园地等原因,书院大多设     

书院与大学的超时空共振——湖南高等教育史研究之一

书院是中国独特的教育遗产 ,它历时千余载 ,其制度完备、成就辉煌、影响深远。循历史的脉络 ,书院作为高等教育的一大源头 ,是研究高等教育史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书院教育与当代大学教育有许多共性 ,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同时 ,古代书院也存在一些至今仍有生命力仍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北京书院的“前生”与“精神”--读?北京书院史?

?北京书院史?跳出了关于书院研究偏好宏观历史研究的思路,而代之以文化视野下的北京书院研究,在大视野、小范围的研究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作者以书院的日常生活与运作为侧重点,关注的是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给书院带来的重要影响,这为书院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该书将书院发展与历史语境紧密结合,既能透过书院窥探政治文化、军事争夺、经济发展等给书院带来的影响,又能以书院这一视角发现许多逸出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细节。作者对北京书院历史命运的研究,不仅在于总结书院发展之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注重分析北京书院的历史作用以及对于当下中国教育的启示价值。     

登封古迹所折射的儒释道关系

河南登封古迹众多，儒释道三家文化都在登封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基于系统论的视域，考察登封古迹，可以发现儒释道在中华文化中所呈现的复杂微妙关系：一是尔消我长，各领风骚。嵩阳书院的盛衰兴废体现了儒释道三者在中国大地上尔消我长、各领风骚的互动关系。它们的地位与影响常常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以及帝王的喜好而发生改变。二是彼此借鉴，相互吸收。嵩山少林寺和嵩阳书院新儒学的创立，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互相吸收、彼此融合的现象。三是和而不同，各具特色。嵩山少林寺钟鼓楼前的《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即是三教一体、相互取法又各具特点的一个证明。三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最终的共生共荣，在世界文化中堪称奇迹，这对于正确处理当代全球化浪潮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纷争问题具有极为重大的示范意义。     

试论北宋前期的文化重心--以学术中心、教育状况作为考察的重点

文化重心是指在全国范围内文化特别发达的区域 ,是诸多文化质点、文化要素等的集聚 ,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通过对各类人才、书籍状况的统计分析 ,得出下列结论 :北宋前期 ,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距逐渐缩小 ,但总体而言 ,北方文化还占优势地位。中国文化重心仍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以北宋四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以及太原等地文化较为发达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