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因明比量

通过对因明比量的基础、形成、形式、为自比量（推理）与为他比量（论证）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认为因明对有关比量的理解是相当深刻和独具特色的。但是,因明比量论也有其特有的局限性,应当分清其中的成就与不足,给因明一个正确的评价,以推动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     

论因明论式中的“喻”

因明论式中的喻在印度古因明五支论式和陈那的新因明三支论式中分别起着不同的论证作用。但到法称时期,在他的二支为他比量式中喻已变得无特殊作用。在藏传因明的合因式和应成式中喻支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提出舍弃法称的二支论式中的喻,使因明推理形式成为与直言三段论完全一致的纯演绎推理。     

论新因明的宗过

文章分析了改造新因明过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根据逻辑学的划分规则，对新因明（商羯罗主）的宗过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划分；把世间相违和自语相违一起并入现、比量相违，删减了自教相违和相符极成，把新因明的九个宗过简化成五个。     

因明论式中的“喻”

从古因明到新因明在论式的结构上面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喻支,古因明五支论式的证宗功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喻的经验直观作用实现的。而陈那不仅从因三相的角度完善了三支论式的论证规则,而且更加强调了喻支的功能意义。法称的"离喻"论式也并非绝对的通过去喻来构造一个形式主义的二支论式,仍然是以开悟他者为目的。正是基于佛家文化内涵的立场,对因明论式的评价就不能依据西方逻辑话语及其论证规则,而是要回到因明论辩发生的文化背景和具体语境。     

汉传因明"逻辑解读型"范式困境解析

近代以来,汉传因明研究大体呈现了经典注释型、佛教解读型和逻辑解读型3种研究范式,其中以最后一种为主流,这种范式的特征是依据三段论逻辑评判标准来断言三支比量是演绎还是归纳的性质.其实,对因明进行逻辑解读型的论证范式是不合理的.于是,基于论证的结构,从理由和主张两个层面来考察这种论证范式:首先,因明论证尤其关注对理由真实性的检查,理由为真的检验是靠规则来约束的.其次,因明论证对理由之真实性的把握是以主张为本位的,即通过对主张的确认来追溯理由的真实性,这就更体现了因明论证关注语境、文化和社会因素对论证活动的影响.最后,基于三段论本身的形式结构,将三段论定义为是一种"空架子"的论证,理由的真实性以及理由对主张的支持程度并不是它关注的问题.因此,"逻辑解读型"范式在因明研究中并不合理.     

似因剖析──《因正理论》初探之四

似因剖析──《因正理论》初探之四祁顺来因明推理是一个由已知即得的知识，推出一种未知的新知识的推理过程。这一推理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因明论式的推理规则来完成，这一逻辑规则又以论式中表明前提与结论之间逻辑关系的因三相来体现。所以说，一个因明论式只要具备因三相...     

印度陈那、法称量论因明学比量观探微

西方关于人类认知基本类型的确认,一如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中将其约化至最小分类为直观与演绎两种,若从东方佛教逻辑亦即量论因明来看,即是现量与比量。虽然演绎或比量在人类认知进程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但其内在构造所关的诸多问题,绝非自身所能解决,必回溯到其来源亦即作为直观的现量,若从深层学理向度而言,即是要从“量论哲学”“因明哲学”的层面才能真正勘透演绎或比量的内在本质,由是才能真正弄清其地位与价值。从比量的词源入手,细密探讨其与现量的内在关联,并对陈那、法称相关原典做进一步梳理,可以真正揭示比量本非为量,但又可以认定其为量的深层学理之所在。     

评因明研究中的几个误区

作者对我国目前因明研究中的四个比较突出的误区作了较深入的评述 ,认为应从理论科学的角度来阐释因三相及其他因明学理论 ,因三相在本质上属于逻辑公理而非论式规则 ,因明概念与命题不能混为一谈 ,因明概念所指称的内涵与外延也应明确区分开来。这样 ,才有可能准确理解佛家逻辑的真正义蕴     

演绎归纳的二分与结合--略论西方逻辑与印度因明之差异

逻辑与因明有着诸多差异.在逻辑中演绎与归纳是二分的,而演绎体系所要求的普遍必然性的第一原理,归纳并不能提供,这终令西学走入穷途.因明中演绎与归纳完美地于每一论式之中,而佛教认为并不存在普遍必然的因果规律,故因明并不存在西学的尴尬局面.此外逻辑与因明在各自认识方法中的地位及为自为他上亦不同.     

唐代因明与佛学论证研究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大陆汉地因明研究的总结,从历时性来看,是由因明教学式研究发展到因明的义理研究,前者是为培养因明人才的因明教学成果,后者是对于汉传因明文本所做的逻辑研究。从来源看,汉传因明研究的三大主流为：接续民国时期逻辑式因明研究而展开的研究、基于汉语语系下的藏传因明研究和日本因明研究。未来汉传因明研究除需要在汉语、梵文、藏文、日文等多语种下展开外,如何以“诸子集成”的方式研究唐代因明集释及唐代学者佛学注疏中的佛学论证研究,是一个亟待开展的重大选题。唐代因明集释应以《因明正理门论》为原典,选取《因明入正理论》和唐代学者的因明成果,借助于“扎根理论”方法做文本田野工作;唐代佛学论证研究则要在鉴别非因明文本基础上,对唐代佛学著作做因明分析。      

论法律推理中的类比推理

法律推理是司法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类比推理作为法律推理中的一种创造性方法有其独特的推理过程与重要的价值体现。类比从本质上来看既不是推论也不是亚推论,而且也不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思维。因此,厘清类比的性质必不可少。同时通过对其基本步骤与推理过程的阐述,并结合现实中已经发生的刑法具体案例剖析个案到个案与个案到规则两种形式的类比推理过程,从而发掘类比本身所蕴含的同案同判与创设规则的价值内涵。       

法律推理客观性的法理探析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规范法律人思维的的技术性工具,其客观性是法治理念在司法操作层面的具体体现。科学地阐释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内涵,对于完善法律推理理论研究,规范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法律推理客观性的研究应当从纯粹的逻辑分析拓展至价值领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其客观性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推理客观性实现的最理想状态是,形式规则与自由裁量呈现适当高度的动态平衡,两者之间的冲突最少而正面价值最大。     

试论中国古代推理思想的语境化特征——以先秦时期为例

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逻辑推理思想,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所孕育的逻辑思想有其特殊性,所以对中国古代推理思想的理解就不能仅仅依照西方惯常的理解模式,而是要把它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探讨,如此才能显现出其推理的合理性。先秦时期的推理思想显著体现了整个中国古代推理思想的特征,准确恰当地理解其语境化特征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     

知识论中理性主义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变迁

西方知识论中理性主义的类型演变显示出这样的发展轨迹:作为人的主观思维能力的理性概念,是从本体论所设想的宇宙理性概念中衍生出来的,在其逐渐精神化和狭义化后,最后才在知识论中专指人的逻辑推理性思维;知识论中理性主义也由绝对地信赖逻辑理性,相信只要运用严格的演绎或归纳程序就能获得可靠的科学知识,逐步转向承认逻辑理性的有限性和可错性,承认理论假说的形成是一个非理性的创造过程,逻辑理性只在检验理论假说的科学性时才起核心作用,而且只能证伪谬误,并不能证实真理。     

对研究生逻辑推理能力现状的调查研究

目前,多数国家各种能力倾向测试和人才测评都把逻辑推理能力列为重要的考察内容,而我国研究生选拔在这方面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为了解研究生逻辑推理能力现状,不同学科和性别间逻辑推理能力是否有显著性差异,以及开展研究生科研能力倾向测试研究的必要性,本研究对北京五所高校文、理、工三科的80名在校研究生进行了限时测试,结果表明,我国研究生逻辑推理能力普遍较差;逻辑推理能力基本不受学科和性别影响。     

重思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

实践检验标准和逻辑证明的关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逻辑和认知中的一个难解课题，尤其是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两者的关系更是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自己特定的语义，应该准确把握。对其进行认真分析，发现这一真理有着自己坚实的理论根据。为了更好地坚持这一标准，必须排除常见的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的干扰，然而唯有逻辑证明标准例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来，逻辑证明和实践标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逻辑证明是实践标准的重要补充，甚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英语句子结构和语用分析

文章讨论了英语的句子结构和语用分析之间的关系,指出一个句子存在着几种分析的可能性,句子从语法或逻辑上分析,不影响句义。同时探讨了句中的词汇意义和语用逻辑推理之间的关系。通过推理,可以看出一个名词或一个名词短语在句中扮演的不同的题元角色。     

模糊推理三I算法的几个结果

在文献[1 ]提出的三I算法的基础上 ,给出了基于Lukasiewicz蕴涵算子Rl 的三I算法的模糊FMP算法与模糊FMT算法的计算公式 ,并考虑了三I算法的还原性问题     

论充足理由律在法律推理中的作用

在审判过程中,法官的法律推理活动总的表现为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确认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 前通过二者的联结进而得出结论的演绎论证模式。该模式表明的只是审判活动的总体思维结构,其 中,特别是对案件事实的确认,即小前提的建立,和在此基础上“寻找”或援用可适用于此案件事实的 法律依据,即大前提的建立,都包含了比较复杂的思维活动,涉及到许多逻辑问题。其中逻辑思维规 律中的充足理由律在法律推理过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先秦墨家类推方法的本质特征及其意义

本文考察了先秦墨家类推方法的运用和理论建构情况,结合先秦文化特色,揭示了它是同质、同构或同法类推的内涵性推理方法,具有浓厚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是先秦逻辑思维中重要的求证、辩说、喻理工具,在我国逻辑史上独具显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