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社会动员模式研究

社会动员作为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进程的社会传播手段,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对2008年南京文明城市创建的个案研究,总结了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动员实践的可行模式.动员主体面对日益分化和疏离的社会现实,针对不同特征的动员客体需要采取不同的动员模式.面向绝大部分普通市民,通过开放主流空间和建构异质性空间,进行参与动员;对其中一部分直接影响动员进程的个人和群体,通过以人际传播为特征的情理动员方式,确保他们接受规范、完成动员行动;针对动员客体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通过内化动员让他们成为动员客体的表率,甚至将之转化成为动员主体;而针对违反动员规范的动员客体,及部分工作不力的动员主体,则采用软性或硬性惩戒式动员方式.     

我国救灾的社会动员机制探讨

灾难中的社会动员机制就是指灾难管理中政府与民间社会力量在其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较稳定的活动模式。促使社会动员动员机制得到较好运行的关键是要完善其运行机理,正确处理社会动员与社会管理的关系是有效进行灾难救助的前提。     

印度社会与印度型的科技发展模式

印度独立以来,为解决快速发展问题,实现赶越,曾选择了动员体制的现代化路线,但因种种矛盾,近年来又开始向自由市场经济转轨.但印度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变革,其现代化诉求无法与传统社会关系隔断联系,因此其科技进步模式的建构仍然打上了动员体制的深刻烙印.尽管印度的科技进步成绩斐然,但这种科技政策的实施显示出科技进步与社会改革的不同步性和脱节性,这种战略性的错位将有可能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     

论社会动员的实践价值

社会动员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能动性活动.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动员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动员来源于社会实践,具有深刻的实践根源,是社会实践内在的、本质的要求.社会动员服务于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社会实践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来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整合资源、推进发展.社会动员具有重要的时代价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更加需要社会动员.     

略论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动员经验,主要包括:立足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开展全面深入的社会动员;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动员放在首位;充分依靠各级机构,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动员;始终坚持利益引导,紧扣利益进行社会动员;创新运用各种载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社会动员等.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当前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社会动员智慧的三重维度

1992年南方谈话,既是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宣言书,实际上也是破解困惑我国改革发展多年的诸多难题的一个新的“动员书”,其蕴含着邓小平社会动员的大智慧.在此,以社会动员一般所具有的目的性、秩序性和兴奋性等基本特征为切入点,从与之相对应的目标、战略和价值等三重维度诠释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社会动员智慧,无疑为重温南方谈话又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危机管理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稳定功能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危机预警与处置中积极而独特的功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在危机管理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信息收集与反馈、危机文化素质培育、社会动员、危机心理救治等社会稳定功能.这些功能通过具体途径发挥对危机管理的积极效应,进而促进社会稳定的实现.     

政治变革的社会风险--兼论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的政治因素

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变革不当极易诱发社会动荡.保持合理适度的政治变革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与辛亥革命——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例

社会动员对于任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次革命的爆发与社会动员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够从文明争路发展为武装起义,除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更与成功的社会动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保路运动社会动员与历史上传统的社会动员既有继承关系,但更主要的是还体现了时代的创新性,这是一种在现代化背景下所开展的社会动员,其领导者、动员方式、动员内容都有着根本的区别,不仅效果显著,而且对其后的各种社会动员都产生了示范作用。     

论社会动员的实现路径

社会动员是以思想动员为核心,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和资源,推动社会实践发展、实现重要社会目标、完成重大社会任务的过程。只有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趋势和现实需求,遵循社会动员从自发到自觉、从思想到行动、从个体到群体、从领袖到群众、从经济到政治的正确路径,才能不断加强和改进社会动员,提高社会动员的有效性。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29年以后,正经历着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凸显并存的"发展悖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仔细分析中国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性质,可以发现,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性,这些社会矛盾对社会政治发展与稳定造成了威胁,但同时赋予了持续发展与动态稳定的内在推动力。应该从共识重构和制度建设的视角致力于建立政治共识、加强制度建设、提升社会资产、构筑和谐基础,这将是经济社会和谐统一的根本之道。     

从社会分层看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

建设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的福利体系是我国新的社会福利体系的构想,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在社会福利方面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的财力只能维持一个基本的、低水平的福利全覆盖。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分层对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针对不同阶层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制度安排,对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契约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建构——兼与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比较

社会契约理论是西方社会源远流长的一种伦理文化思潮,蕴含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和谐价值,与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有着异质性特征.契约精神的价值驱动与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团体的三个面向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发挥

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各项职能,对于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社会团体为例,它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主要职能来源于三个面向,即:面向会员———规范会员行为,促进行业自律;面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促进资源整合配置;面向政府和其他团体———促进利益协商与对话,参与公共决策。在此过程中,社会团体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为促进社会团体的发展,调整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力度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和谐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从理论上看,社会组织的优势使其在动员社会资源、服务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矛盾的预警和化解、进行政策建议和倡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然而,在目前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应有功能的发挥高度依赖政府为其提供的外部环境。为此,政府要全面地认识社会组织的功能,改变对社会组织的被动管理模式,在制度设计上更加具有主动性,通过开放更大的制度空间以及全面拓展社会组织的功能领域来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其正面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中国社会弱者的社会支持因素

所谓社会弱者是指在一个社会中经济贫困、生活质量差、主观承受力弱和发展潜力缺乏的特殊社会群体。建立社会弱者支持体系 ,对实现社会公正理念 ,实现社会发展的宗旨 ,减少社会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 ,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社会中间层、单位、基层社区、家庭等要素共同构成了对社会弱者的支持网络。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 ,政府和单位的作用将是一个逐渐缩小的趋势 ,而社会中间层的作用将会逐渐增大     

转型社会下近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衍变

中国近代社会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期,作为社会结构核心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其于清朝晚期的裂变和民国时期的异化。同时,在这种裂变与异化中,社会阶层演变呈现出特殊的时代特点。     

转型时期社会发展观探析

中国正处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是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要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建立起社会在稳定中实现和谐发展的有效的运行机制。     

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单位制走向消解的背景下,出现了社会原子化动向.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疏松化、社会纽带松弛、个人与公共世界疏离等方面.在道德滑坡、规范失灵,社会结构"碎化"的情形下,社会工作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欲发挥社会工作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就必须努力开展社会创新,通过社会改革完成对社会的修复,实现社会公共性构造的转换.     

社会存在与社会认识--浅论马克思的哲学范式革命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最集中地体现在其社会存在论上 ,正是它彻底地摧毁了“绝对存在”的神话与“纯粹知识”的幻想 ,并因此引发了哲学范式的重大革命。通过将抽象绝对、超历史的存在还原为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存在 ,通过阐明“劳动 -交往 -认识”三位一体的全新实践观 ,马克思从根本上消解了存在与意识、理念界与现实界、认识与实践的狭隘对立 ,从而完全颠覆了“在社会实践之外、从抽象本体出发去思辨演绎世界及其历史”的旧哲学范式 ,并最终创立了始终植根于实践、将世界万物和人类历史理解为作为社会实践之产物的社会存在物的全新哲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