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的东方诗话——刘以鬯意识流小说解析

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以其独特的创作技巧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手法述说故事,使作品呈露出一种特有的东方意识流风范,同时,又表现出只反映社会负面的局限性。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问题述评

中国新时期第一篇借鉴西方意识流文体创作的小说,是茹志鹃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之后,国内文学界掀起了对意识流小说的探索热潮。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主要从意识流的属性、功能和内涵;意识流的价值、影响和意义;意识流的问题、启示和反思三个层面展开。对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归纳,总结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实绩和问题,目的在于突出意识流小说在审美意蕴及艺术手法上的借鉴意义。     

西方意识流小说“前景化”分析

探讨意识流和意识流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并重点以爱尔兰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研究对象,分析意识流小说的文学前景化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化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形式、叙事艺术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与民族化的再认识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创作者在小说文本的实验中,不仅仅是吸收、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技巧,更为重要的是在审美意蕴上彰曼了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积淀,他们的文体实验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民族传统、艺术观念、审美机制和接受心理,集中体现了作家民族化的尝试和努力.     

从“东方”对“欧美”到“东方”对“西方”

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中,“东方文学史”常用于书名,却很少有西方文学史著作在书名用到“西方”,多用“欧美”一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欧美文学”的提法是约定俗成的.其次,由于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带有明显的负面政治含义,因而被文学史研究者刻意回避.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从被回避到逐步被接受.     

杨振声小说的意识流手法

杨振声是我国早期著名现代作家。早在20年代初,便能自觉地运用弗洛伊德的文艺美学思想和意识流手法进行文学创作,并且构成其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色之一,实属创新之举。他的第一篇运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磨面的老王》（1921年10月）,比被人称道的成功地运用精神分析和意识流手法的小说──郭沫若的《残春》（1922年9月）,还早发表1年。遗憾的是,对这位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也可以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乔伊斯和他的意识流小说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是世界著名的意识流文学大师，其《尤利西斯》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意识流小说的最高成就。本文简要介绍了他的主要经历及其独特的人生追求，重点介绍和评价了他的代表作《尤利西斯》，及其意识流小说的创作道路，并指出超越真理一步就是谬误，为艺术创新提出了警示。     

意识流小说的叙事美学

意识流小说家认为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要求“作者退出小说”,专注于人物的主观世界,把多层次的意识活动直接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来观察、体验和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情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淡化叙事情节、弱化叙事主体和转换叙述视角等叙事美学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和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伍尔夫意识流小说《达罗卫夫人》中的语法变异

意识流小说家善于把内心世界的混乱无序、朦胧的潜意识活动直接显示出来,揭示其内在的真实。这种创作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叙述的逻辑性,使语言支离破碎,破坏语言规则,导致了语言的变异,成了意识流小说主要的语言特征。意识流小说的语言在语体风格上独树一帜,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占有着重要地位。本文以美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达罗卫夫人》为线索,剖析了意识流小说的语言风格中语法变异。     

“生活流”与“意识流”——对新时期小说文体特征的研究

我国新时期小说创作呈现出两种新的独立的文学叙述方式与结构方式,一种是“意识流”,一种是“生活流”。“意识流”遵守的不一定是线性的“顺序”时间,它常常是跳跃的、逆时的、散乱的、交叉性的,打破了因果论、逻辑阐释的时空基础,是对人心灵隐秘的一种原生状态的如实呈现。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国的“意识流”创作被单纯地看做一种技巧而浅尝辄止,没有深入发展。所谓“生活流”小说创作同样是在结构原则上疏解“情节结构”对世界武断、封闭的阐释,以纪实的态度,还原生活本相,破解单一观念对世界的注释,以开放性的文本提供解读世界的多种可能。但是,在“生活流”小说创作中,由于知识分子放弃了干预生活的努力,从积极的人文立场上退却,一种极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倾向在滋生蔓延、膨胀,足以引起人们的警惕。     

新时期公民助警意识不强原因探析

人民警察在执法办案过程中需要公民给予协助而不能的事情经常发生。这种现象反映到人们意识层次可概括为公民助警意识不强。这尽管有公民自身的原因,但它的实质是警民之间缺乏和谐的信任关系所致。要扭转这一不良状况,必须从转变思想意识、提高人们安全感、重塑警察形象、建立多种警民互动平台四个方面下功夫。     

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论析

进行伟大斗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思想。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包括面对党建领域的问题进行伟大斗争、面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进行伟大斗争、面对经济领域的问题进行伟大斗争、面对国际社会负面舆论进行伟大斗争、面对各种敌对势力进行伟大斗争。不同时期斗争的形式各异,有共性的斗争形式,也有个性的斗争形式。不同的历史阶段,伟大斗争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目的性和方向性相统一、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相统一、一种实际行动和一种精神品质相统一的斗争。要赢得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必须提高进行伟大斗争的本领,必须把握三个维度、创新理论思维。     

新时期老舍文艺心理分析

在 2 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 ,建国前后曾经有过两次创作高潮的作家 ,老舍大概算是唯一的一位。新时期老舍的创作情况较为特殊 ,一方面他能紧跟时代 ,另一方面 ,他又难以忘记过去的生活经历 ,毕竟好的创作需要真情实感。他试图调和二者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深深地困扰着这位老作家。本文试图对建国后影响老舍创作和命运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和梳理。     

新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伦理路径论析

政府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制度的健全完善与有效实施,更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润泽和坚守。伦理作为一种内在积极因素,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应积极推进政府伦理治理,坚守服务、诚信、民主、法治、廉洁、责任等伦理原则,不断加强制度安排的道德引导、决策过程的伦理控制、治理行为的伦理约束等,提高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伦理意蕴,以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推进国家善治。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论纲

新时期中国民俗学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发展起来的,它与国际民俗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在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明显不足.展望未来,中国民俗学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美国大众文化兴起的原因探析

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美国工业化的完成和城市化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初期社会财富的增加、城市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使人们开始追求物质商品消费以外的文化商品的消费,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     

当代中国德育低效的原因剖析

造成我国德育低效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德育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德育理论对德育实践的指导功能弱化;二是世界上多元文化的初步形成,带来青少年价值取向的困惑;三是惟科学主义给人类带来了精神上的痛苦;四是我国的德育实践存在许多偏差与缺失。     

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及其实现路径探析

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是指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事务的人员所应有的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有道德的良好品行,是一种融政治道德操守、职业道德操守和个人道德操守于一体的特殊形态的道德操守。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一般要求是忠诚、干净、担当。忠诚,即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公职人员政治道德操守的核心要求;干净,即正心修身、廉洁自律,是公职人员个人道德操守的核心要求;担当,即勤政、实干、敢于负责,是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操守的核心要求。推进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实现应从明确道德行为、提升道德认知入手,保证知行合一,落实道德操守;通过锤炼道德意志、培养道德情感,保证坚定稳定,强化道德操守。     

新时代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的路径探析

新时代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对于实施和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体现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统一治理价值及目标、凝聚治理力量、保障治理效果等重要功能。其次,随着全球化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竞争加剧,国内突发重大安全风险的挑战增多,高质量发展要求更高的治理水平,对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还存在统筹协调能力有待加强、上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人大代表的构成及履职能力不强等因素,需要加强建设。最后,要在新时代更好地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应当强化其内外衔接功效,增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性;优化统筹协调功效,强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合力;提高制度回应功效,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新时代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社会学解析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特大城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时期,方便快捷的地铁已成为特大城市现代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风险突发、复合叠加、时空压缩、危害全面等新兴风险特质在地铁安全风险领域表现得特别显著:一是风险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二是风险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三是风险隐患主要源于人流量大、受众广泛以及自身抗风险能力弱;四是一旦发生事故,伤亡多,应急处置难。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特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显著区别。西方国家因恐怖主义活动、阶级(阶层)冲突等造成的地铁安全事故数量比较多且后果特别严重;中国特大城市的地铁安全事故却相对温和,但是对恶性的、危害严重的安全事故风险亦不能放松警惕,亟须提前做好预防和应急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