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中的“和”文化研究

《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是我国官修时间最长的史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对《明史》中的"和"文化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这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2182次。结合明朝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观念,主要对《明史》中的外交之"和"进行了探微。同时,《明史》之"和"从增补词条、书证晚出以及疏漏释义三个方面对《汉语大词典》进行了补正。     

关于《明史纪事》的作者问题

《中国野史集成》收录《明史纪事》时,编者把该书作者定为蒋。我们将《明史纪事》与《明史纪事本末》的“评论”进行比较,认为两书实为同一部书。《明史纪事》是传抄《明史纪事本末》的“评论”后,为蒋收藏,《明史纪事》的作者并非蒋,而是谷应泰     

清修《明史》“靖难”书写之嬗变

如何书写“靖难”史事是贯穿清修《明史》过程的重要话题。康熙初年，怀遗民意识的潘耒、万斯同等在《明史》修撰中褒美建文君臣，谴责朱棣夺位、杀戮，对“靖难功臣”也多负面评价。熊赐履在此基础上增润论赞，明指建文君臣失国之咎，肯定明成祖在位之功业。王鸿绪则着眼建文帝削藩激成事变与成祖功业可观，主张成祖为建文帝犯阙逆臣、太祖缵绪肖子。雍正间，杨椿强烈主张推崇建文帝、贬抑成祖，但未被采纳。武英殿本《明史》遵循康熙帝称美前朝诸帝的修史基调，对建文帝和成祖皆做隐恶扬善书写，对臣工则严以纲常褒贬。乾隆帝钦定之四库本《明史》论赞，规避“靖难”一词，虽肯定成祖功业但加重了对其“倒行逆施”的书写，更加凸显对忠君的倡导。清修《明史》过程中，史家个人见解起初有一定呈现空间，最终消融于皇帝择定的书写基调中。     

张廷玉等著《明史·舆服志》源流考

《明史·舆服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第一阶段由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初步删定,成《明史》四百一十六卷,其中《舆服志》共四卷。收载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奠定了《明史·舆服志》的基本框架。第二阶段由总裁官王鸿绪在万氏《明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经过多年的删改、润色加工后,最后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其《舆服志》仍为四卷,在《明史·舆服志》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阶段由总裁官张廷玉对王《志》略作删改而成定稿即今之《明史·舆服志》。     

《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缺文考补

《千顷堂书目》是黄虞稷以自家藏书为基础编撰而成的明代经籍目录，是《明史·艺文志》编纂所据之蓝本。《千顷堂书目》内容中有诸多“缺姓名”“缺”“中阙”“阙”，尤其是卷六至卷八史部地理类之方志目录，多达五十四处，内容涉及人名、书名、卷帙等，现考补出其中十九处缺文内容。     

《明史·宰辅年表》：史源与评价——兼论《明史》纂修取向的变化

《明史·宰辅年表》是＂二十四史＂之一《明史》的四表之一。该表以《明史稿·宰辅年表》为底本,并参据明朝＂国史＂《明实录》编写而成。由于缺乏对史料的辨析及必要的考证,该表较为粗疏,质量并不高。而由该表的编写,可窥见《明史》修纂取向的变化,及其在清代学术风尚变迁中的特殊地位。     

“子”在《孟子》中的用法

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中，一般的语法著作和语法研究者把“子”都解释为表尊敬之词。本文在考察了《孟子》全部代词及“子”的所有用例后发现，“子”在《孟子》中却无表尊之意。文章用充分的例句分析了“子”和“尔”、“汝”及“夫子”、“先生”在《孟子》中的不同用法，同时还就《孟子》和《论语》对“子”的用法进行了比较，从而说明“子”在《孟子》中是以一般的对称代词出现的     

《明史》对《明史稿》的修订——以《黄淮传》和《胡广传》为例

《明史》是以《明史稿》为蓝本进行修订的。尽管《明史》存在一些讹误,但总体说来,《明史》的修纂还是相当严密的。其在修纂过程中,虽大部分内容沿袭了《明史稿》,但对《明史稿》存在的不符合史实之处,进行了严密的考证与修订,进而以符合史实的面貌出现。《明史》对《明史稿》的修订,主要从文字讹误之修正、史料之补充、史实之订正等几个方面进行。     

《明史·选举志》订误七条

广征《明实录》、《皇明进士登科考》、《明清进士题名录》、《国榷》以及有关地方志的史料,在山东大学教授黄云眉《明史考证》之外,对《明史·选举志》中的另外七条错误作了订证。     

《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

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是明代惟一的亲历西域实录。比勘《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确定《明史.西域传》采摭《西域番国志》的版本系统,进一步评述《西域番国志》的文献价值,以探讨《西域番国志》在《明史.西域传》中的作用。     

《茌邑三先生合刻》版本源流考及其他

《茌邑三先生合刻》是明代王阳明再传弟子张后觉及后觉弟子孟秋、赵维新的著作合集。该集流传不广,但从中可看出阳明心学在北方的流传与影响,故该书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明史》与《四库全书总目》对张后觉的《弘山集》著录以及《明史·赵维新传》都存在问题,通过对《茌邑三先生合刻》版本源流情况的梳理,可以纠正《明史》与《总目》之错误。     

“还原本义”与“强制解读”——《关雎》主旨学案新断

《关雎》主旨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诗经学”史上，“强制解读”现象相当严重，就《关雎》主旨而言，“还原本义”还得从深究其关键字句入手。正确解析“雎鸠”“荇菜”“流”“芼”以及“左右”“琴瑟”,方可还原《关雎》之情歌恋曲场景。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已然形成了《关雎》文化考古中的“《关雎》文化堆积层”。基于对文本解读习惯与动机的理论剖析，通过对《关雎》主旨迷案的认真清理和重审，可以结案判决“恋情说”“赞美说”“讽刺说”“贺婚说”四大类主旨说之得失是非。     

《周颂·三象》舞容与周代前期礼乐文化之嬗变

《周颂·三象》是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王国维先生起,学者皆以《三象》之舞为“文舞”,从而与《周颂·大武》之为“武舞”相对.然而从《三象》之舞所用舞具入手进行考察,可知历来学界对先秦礼乐文化中“文舞”、“武舞”的舞容区分是不正确的.《三象》之舞也具有相当的“武”的文化内涵.     

《鄞江送别图》再探

《鄞江送别图》所绘是康熙十八年（1679）甬上证人书院诸学友及子弟为万斯同、万言叔侄将北上修《明史》而饯别之事。饯别席上郑梁被嘱托绘《秋郊饯别图》以留念，最终未能完成。《秋郊饯别图》恐非《鄞江送别图》的旧称。“鄞江送别”的命名中蕴含了万斯同对自身北上修史的期许。他计划以一幅《鄞江送别图》为始，一幅《都门送归图》为终来总结自己这段修史生涯。鄞江的地理位置，恰是万斯同舍“西郊”“秋郊”等名称而取“鄞江”的原因。     

浅谈《神仙传》中的“和”文化

《神仙传》可以称为上古至北宋间神仙事迹之集大成者，同时也蕴涵了丰富的语言学资料。基于此，从《神仙传》中的“和”这个词出发，对《神仙传》所体现出的当时人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作一初步探讨。最后发现，“和”在不断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而形成了不同类别的“和”文化。     

爱情咒与“采摘”母题——《关睢》、《卷耳》、《FuYi》通观

近年来，《诗经》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和研究角度的开拓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推动《诗经》研究的进展，我们编发了这组文章，它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颇多真知灼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研究员从世界原始社会的咒术礼俗的宏观背景对《诗经》“采摘”与“投赠”母题作了透辟的阐释．还其本来面目。北京师范大学李山博士发现了《诗经》三类分诗的作法与周代“敬天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就“风”的古代含义作了探原。本院中文系王政教授的文章以鸟类学中鸟求偶的典型特征作为出发点，阐析《诗经》中的“鸟类”与人之婚爱的种种类比性描述。郭全芝教授和王成副教授的文章分别说明了《诗经》与《楚辞》、《诗经》与嵇康四言诗的传承情况。张兆勇副教授的文章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等待戈多》与《蒹葭》中的浓厚的等待意识所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热忱欢迎有关专家就《诗经》研究赐稿本刊。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墨子》“城守各篇”札记五则

《墨子》“城守各篇”与秦墨学之间有密切关系。《迎敌祀》中的“弟之”,《旗帜》篇中的“菌旗”“涂菌”,《号令》篇中的“可行不行”等以往一些不甚明了的概念以及里耶秦简9-1588简的性质，都可以通过《墨子》“城守各篇”与出土秦简牍的参照得到解决。可见《墨子》“城守各篇”很可能就是经过了后人加工的秦代文献。除守城术外，墨家学说对于秦文化的形成是否有更深层次上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坛经》术语英译的文化间性特征探赜

宗教在他国的传播是一种典型的“文化间性”的生产过程，禅宗在中国的诞生正是如此，《坛经》作为五家七宗的根源，是禅宗的奠基之作。禅宗是融合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间性”产物，加之国内外译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禅宗术语翻译带有明显的“文化间性”特征。研究发现，《坛经》英译呈现出异质性与融合性的“文化间性”特点，使禅宗在异国的传播与接受效果产生较大差异。文章通过揭示和比较《坛经》术语英译中的“文化间性”特点，发掘禅宗术语英译中“文化间性”的不同形态，以促进学界对禅宗术语英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