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习：对教育行为的另一种解释路径

在学校场域中,有一种行为并不为常人所关注,也不为自身所关注,这就是惯习所导致的行为。惯习,作为“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其烙印深深铭刻在每个场域之人的身上,平添了场域关系与场域行为的复杂性。作者以独特的社会学视角,借助于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对学校场域中的一些教育行为作出了另一番解释,提供了另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并对弱势群体寄予人文关怀。     

抗战文化场域下重庆诗歌翻译活动及其译者惯习考察

布迪厄社会学核心概念“场域”与“惯习”的引入有助于分析翻译场域和译者惯习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抗战时期重庆诗歌翻译场域与译者惯习关系契合或失和的考察，着重指出译诗的选材、诗人国别以及主题的选择和语言形式均受制于抗战文化场域的规则，同时译者惯习能动地建构和形塑翻译场域，投射出译者的主体身份和翻译的社会功能。     

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

皮埃尔·布迪厄是国际知名的法国社会学家 ,他的场域理论是其社会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场域这一概念和分析单位来自他早年的人类学研究 ,场域中充满着力量和竞争 ,个体可选择不同的竞争策略 ,资本既是竞争的目的 ,又是竞争的手段。场域有自主化的趋势 ,但场域本身的自主性又受到外来因素的限制。惯习是与场域对应的一个基本概念 ,惯习与场域紧密结合。布迪厄通过场域理论 ,为实践自己的社会学宗旨 ,为超越主客观二元对立 ,做出了较为成功的尝试。     

大学治理场域中的资本、惯习与关系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关系是场域理论的基本假设.大学治理涉及到众多的相关利益主体,充斥着多元利益关系.这为将场域理论引入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基于布迪厄的分析框架,大学治理场城涉及到的资本类型可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奉、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它们基于各自的行为逻辑,即知识、金钱、权力与影响力的惯习,构成多元化的关系网络,围绕着自治、控制、效率、公平、理念、效益等关系形成既相互作用又相互斗争的竞技场域.而大学治理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协调关系与利益的“张力结构”与“均衡机制”,用以雏持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整体的动态平衡.     

论贫困惯习的生成根据

作者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惯习、实践、场域概念和理论对贫困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贫困惯习”概念并分析出了贫困惯习的基本特征的几种形式。作者认为,贫困惯习的产生和发展在于贫困场域与贫困实践的滋润和丰富,要破坏贫困惯习,获得贫困人口的解放,就必须破坏贫困场域和实践策略。围绕贫困惯习,作者分析了惯习、场域和实践三者的互动辨证关系。     

分割社会: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场域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各类媒介形态涌现,通过细分市场,成为"子媒介场域"。"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场域理论的基本框架。媒介场域具有关系性、相对自主性和争夺性的一般特征,也具有中介性、低自主性和场效应的特殊性。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场域体现出细分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但也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结构洞增多、社会分裂、群体极化等问题。相应地,我们要把握好细分度,发展"中媒介场域";发展弱关系,打通结构洞;发展"主惯习",引领"子惯习";加强场域间对话,实现群体智慧,从而使媒介场域更加稳定,增进社会整合。     

论我国公共服务领域涉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口译问题——基于布迪厄的场域分析理论

随着我国各民族之间、我国少数民族与域外民族之间交流的愈加频繁与深入,语言不通已成为制约这种交流的重要障碍。长期以来,涉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口译服务,特别是公共服务领域的民语口译服务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资本和惯习等概念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剖析,而他的场域分析理论则有助于我们通过考察口译场域与权力场域的关系、口译场域内部的结构、译员的惯习等方面,探讨如何构建具有自主性的民语公共服务口译子场域的问题,或可为我国民语口译未来的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惯习与场域: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因素——以中南大学为例的实证研究

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指导下对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自主学习能力分为五个维度:自我导向、学习设置、学习方法、自我监督和自我调节.实证研究发现,惯习和场域因素是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场域-惯习论能作为推动自主学习研究的新工具.为了提高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大学生自我学习惯习是最有效的路径,同时应密切关注改善大学生学习的软件场域.     

布迪厄象征性社会实践观解析

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其社会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布迪厄反对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时间观,主张社会实践行动行为是惯习、资本和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翻译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再探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成为翻译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拥趸者众多。文章再度探讨场域理论对翻译研究的相关性和适用性，重点讨论场域理论的工作机制及其所涉概念的定义、缘起、发展及相互关系，包括在翻译研究领域讨论较多的概念(场域、惯习、资本)以及讨论欠充分的概念(幻象、信仰、迟滞)。阐明这些概念的过程也是分析研究路径的过程，涵盖确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所在的场域、场域内的参与者、以及学术话语的反省特征，并分析场域的所涉概念如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在翻译研究领域被应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可以有效地避免翻译社会学研究简单化、决定论的陷阱。     

举证、证明、提证辨

刑事诉讼证明论中,涉及举证、证明、提证等概念。由于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不同,难以取得较一致的认识。举证,重点在举,提出、拿出;证明是证实、查明,侧重于结论;提证是收集、调取及审查核对．司法机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不同诉讼环节上,在这些不同的方面职权、职责、权利、义务是不同的．简言之,可用“谁主张,谁举证”,“谁结论,谁证明”,“谁审查,谁提证”的公式来概括。明确这些概念及其区别,对于深入研究刑事诉讼证明论是必要的,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也是有益的。     

论刑事鉴定意见证明力的评价

鉴定意见是一种证据,这属性决定了对鉴定意见必须经过庭审质证与其它证据相比对才能予以认定。刑事诉讼中仅审查鉴定意见本身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必须将其与本案其它证据相结合起来审查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做出准确结论。在评价鉴定意见的过程中,证明力是主要因素,但也应与证明能力结合综合认定。此外,判断刑事鉴定意见应注意证明能力与证明力的联系。     

刑民分界探析

判断某一民事违法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除了社会危害性程度判断标准外,要衡量多种因素,如国家需要、法制文明、刑法成本、社会效益等因素。民事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不完全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而带有一定交叉关系,也就是刑民分界关系并非非此即彼。将一个民事违法行为在刑法上被评价为犯罪行为后,并不能因此在逻辑上推断其丧失了民法上的评价必要。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思考

行政执法证据是刑事证据的重要来源,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建立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机制。进入刑事司法阶段后,基于部分客观证据难以重复收集、刑事专业性限制和刑事诉讼效率的要求,进行两种证据的转换是很有必要的,而形式和采用标准上的趋同性以及立法探索和地方实践经验不断成熟也使两种证据转换现实可行。但是,由于两种证据的转换受制度构件缺陷和实践操作短板等原因制约,导致现行证据转换出现效率不高、以罚代刑等弊端。应通过明确行政证据收集主体、统一收集标准,健全证据移送机制,完善法律规范,强化检察监督等措施,逐步实现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换的有效衔接。     

论刑事证据的法律分类

本文对刑事证据的“种类”、“分类”之称谓进行辨析,认为两者实质含义一致,进而提出采 用“法律上的分类”与“理论上的分类”的观点。作者立足我国刑事证据的立法分类,分析其规定不足, 建议重新分类,特别指出刑事证据分类应注视一、二审的转化问题和与今后将建立的证据规则相衔接 问题。     

常见电子证据收集程序探析

作为以电子形式存在并借助电子设备为人们所感知的、用作证据使用的材料,电子证据具备诸多独特的技术性特征,其收集程序有异于传统证据。多样化的技术类型使电子证据呈现出丰富的具体形态,而常见电子证据的收集主要包括：封闭计算机系统中电子证据的收集、网络电子证据的收集和通讯电子证据的收集三类。不同类型的电子证据对收集程序有不同的要求,只有采取相对应的收集手段,才能确保电子证据收集的即时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论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机制

举证责任包括“客观举证责任”和“主观举证责任”双重涵义。我国刑事诉讼庭审结构具有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的混合特征，与之相适应，客观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或辩护方承担；主观举证责任由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分担。作为程序法事实的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机制也应当按此方式建构。在具体情形之下，将非法证据的客观举证责任分配给控诉方比较合理；而主观举证责任则理应由辩护方、控诉方和审判方依次分担。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印证主义诉讼模式下催生出的孤证不能定案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在司法实务中,孤证不能定案的运用存在着三大缺陷：混淆和错用孤证概念,难以准确界定孤证内涵;以证据数量替代证据质量,忽视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证明形式化,缺少对证据审查的裁判说理。为了打破学界和实务界对孤证不能定案司法潜规则的信奉,修正该规则的内在缺陷,应通过准确界定孤证的概念和类型、明确孤证定案的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运用证据补强规则并附加情态证据以实现孤证认定案件等路径,实现对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重新解读、认知和破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阶段的运用研究——困境分析与解围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体现了司法文明的进步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其进步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将其运用于侦查阶段存在着三方面困境:一是"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传统文化观念;二是社会转型期犯罪高发,而维稳又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三是法律规定的排除主体、具体程序不明确,侦查机关自我排除不可能,而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乏力等。面对诸如此类的困境,应当从理念、制度、运作三个层面来着手,给该制度在实践中适用寻求解围之路。     

论隐私权在刑事诉讼领域的诉求

刑事诉讼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隐私权是其应有之义。隐私权在刑事诉讼领域的诉求体现在:是否属于强制措施的认定标准从"物理入侵说"转变为"隐私权保护说";侦查措施中的"合理的隐私期待";为保护隐私权在侦查程序中采取相应的技术性规范;被害人的隐私权保护以及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隐私权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