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新论

鲁迅的小说《补天》是一篇颇有争议的小说。争议的关键在于对“油滑”问题的不同理解。本文撇开这一问题，通过同等看待作品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体上的功能，对该作品重新作整体的阅读，认为《补天》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上都服从于通过“人神对立”表达人类异化的悲剧这一总体构思     

人类初始的辉煌——《补天》新论

本文在重新评价成仿吾论《不周山》合理性的基础上,着重从新的角度阐发《补天》(《不周山》)的浑厚深邃的思想意蕴:中国第一女神女娲形象欣喜而又艰辛地走着她造人和维持天、地、人“三才”和谐的自然而又人道的“生命的路”,这生命的路构成了人类初始的辉煌。这个意蕴使《补天》至今仍是历史小说难以企及的高峰。     

《补天》新解——民俗婚恋图腾关照下的女娲形象

在鲁迅文学世界中出现的众多女性中,女娲是存在的异数。女娲身上潜藏着其他女性少有的生命强力和创造伟力,无论从人格意义还是文化意义上,女娲都显现出鲁迅文学世界中罕见的理想光芒。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中,女娲是一个拥有多重寓意的文化符号,显然,鲁迅将这些民俗寓意隐晦地编织进《补天》中。论文的主旨在于,探寻鲁迅创作《补天》的潜在心理缘由,在对女娲民俗文化身份的追溯和民俗文化中性文化隐喻的分析中,将鲁迅封存在于《补天》文本之下的情爱心意揭示出来。     

补天与出世——《源氏物语》中源氏与《红楼梦》中贾宝玉形象之比较

宝玉和源氏,或缺内心动力,或缺外部条件,都难承补天重任。补天梦断之后,他们不约而同人世求雅,但随着“永恒女性”玉殒香消,两人看破红尘,皈依佛教,由暂时的“坐忘”达到永恒的解脱。     

从“补天”看《红楼梦》的主题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主题呈现出复杂性和多义性。我们从作品描绘的具体社会生活中,从创作主体的阶级立场中,从补天济世的措施中,可以看出,补天从开始之日就已经注定是悲剧。     

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再论《补天》

本文从鲁迅的＂立人＂思想这一角度,阐述《补天》（《不周山》）的思想内蕴,指出《补天》张扬＂新的生命＂意识、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主题是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与《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等作品形成了思想上、艺术上的互补。因此,《补天》是鲁迅早期的主要作品之一。     

《补天》:创作与毁灭的文化批判总论

《故事新编》是鲁迅在现代理性精神观照下对中国历史进行的重新审视。其中,《补天》更是其痛苦思索的情感结晶,它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实质进行探寻,展示出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走到了衰败的历史困境中,就在于封建传统文化对人的本性的扼杀。     

关于曹雪芹的“补天”与“天”不可“补”的矛盾及其他——兼谈《红楼梦》文本研究的一些原则问题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意在“以文补天”———“补”封建社会的“天”,但是《红楼梦》实际告诉人们的却是天不可补。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区分两个不同版本的“顽石”故事,并全面理解原著中的“顽石”故事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其“补天”思想的本意。有人否定程高本而又用程高本的“顽石”故事来研究曹雪芹的“补天”思想,这种“研究方法”不可取,是犯了不可思议的逻辑错误。《红楼梦》是一部“盛世危言”,不能离开书中描述的实际内容,随意拔高其思想。应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关于曹雪芹“补天”思想的谈话,其基本精神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有人著文讲过。     

传播学视野下的互联网现状及若干问题研究

依据我国网络传播发展的最新动态,从传播学角度并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知识,对现有的网络传播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剖析网络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针对互联网管理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意见.     

传播学视野下的互联网现状及若干问题研究

依据我国网络传播发展的最新动态,从传播学角度并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知识,对现有的网络传播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剖析网络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针对互联网管理的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意见。     

儒家历史理性与个体虚无——以《红楼梦》中曹雪芹为天补石为例

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一直信奉的历史王道,但其实质却是历史理性主义。在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积极的儒家、无为的道家和空虚的佛教中徘徊。曹雪芹认识到了儒家历史王道之中的恶和现实世界之中的无情,于是他选择了为这个无情的世界补情。     

传播学视野下的文学活动论

人类文学传播活动史上,大致经历了口头传播、书面传播、网络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几个阶段,文学传播活动的演变直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和新的文学样式诞生。在传播学视野下考察文学活动,能够使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文学活动的内在机制和文学发展的规律。     

《佩德罗·巴拉莫》视野下的《第七天》批评

与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相比,余华最新的长篇小说《第七天》所写的亡灵世界同样是现实世界的隐喻和象征,但它对社会现实既批判又寄寓理想和希望,既揭露了现实中的冷酷与暴力,又展示了现实人性温情脉脉的一面.相比《佩德罗·巴拉莫》在小说叙事方式上的探索性、先锋性,《第七天》强烈的故事性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易让人产生艺术平庸之感;其反映社会问题的尖锐性对人物形象饱满性的损害,也是它艺术上欠缺的地方.     

《庄子》的传播学思想初探

庄子的“全生”哲学影响到庄子思想的各个方面,在传播思想方面也不例外。庄子是一个媒介技术的悲观论者,他认识到了媒介功能的局限性,并提出超越媒介的设想。庄子的思想曾被西方传播学大家麦克卢汉借鉴,但两人的传播观有同有异。     

文学的传播与经典的诞生——传播学视野中的《班主任》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之作,这不仅与小说的思想深刻有着关联,而且还与小说发表后的传播有着很大的关联。《班主任》之所以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之作,恰是缘于其在传播过程中,刘心武及其《班主任》从作家的个体体验和个人书写,升华为于一个时代的标杆。     

底层中国的媒介图景及其传播学表述——兼评《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调整,社会阶层不断分化重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群体[1-2],他们包含了总是受苦的农民、夹缝中生存的农民工和改革中被分化的工人[3]。底层群体不仅仅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他们的生存权益也更容易受到侵害,更为关键的是生存权益最容易受损的他们往往却最没有办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就构成了一幅矛盾的底层中国图景:一方面他们缺乏存在感。     

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内在矛盾——美国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

“议程设置”是本世纪６０ 、７０ 年代风行于美国的一种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的假设式理论。李普曼是这一理论的最早论述者。他于本世纪２０ 年代初形成有关“议程设置”的基本想法;经美国传播学经验主义者的深化,在６０ 年代形成一个初步的形态。７０ 年代,该理论研究者赋予可检验的形式和论述方法,拓展了内容分析、媒介模式、受众研究等其他领域的探讨。８０ 年代后期,这一理论研究出现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模式,成为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     

传播学视野中的文化产业创新——以河南卫视《梨园春》为例

文化产业的主要功能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和社会的文化消费需求,所以文化产业创新就应该不断更新受众意识,以鲜明的传者形象、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的传播方式,利用现代传播媒介拯救、振兴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求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河南卫视的传统戏曲栏目《梨园春》在多年实践中探索出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文化产业创新的理念。     

传播学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探究——以《老残游记》两译本为例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译者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翻译研究者的重视,译者主体性成了翻译研究的新课题。以《老残游记》两译本为例,从传播学角度讨论译者处于"中介"的位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各个传播要素的影响,包括原作者的创作目的、译者的传播目的、译文的传播效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