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的关系

日本唯美主义大家佐藤春夫与郁达夫关系密切。一方面他们交往甚笃；一方面郁达夫在接受佐藤春夫影响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变异和转化，使其成为郁迭夫文学创作的重要养料。     

国外郁达夫研究概况

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如果从大正5年服部担风(1867——1967)对郁达夫的评价算起,那么,到昭和60年将近七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分散到集中,由零杂到系统的过程。综观日本将近七十年的研究史,我们将它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大正5年——昭和24年;后期为昭和25年——60年。 前期的研究者除服部担风外,较有成就者为小田岳夫(1900——1979)和冈崎俊夫(1909——1959),其他如佐藤春夫(1892——1964)、山口慎一、大内隆雄、增田涉、榛原茂树、近藤春雄以及小牧近江、里村欣三、一户务、竹内好等都曾为介绍、评论郁达夫及     

“闽南”爱情故事的“日本印记”——从梨园戏《陈三、五娘》到佐藤春夫的小说《星》

美丽的闽南戏曲爱情故事《陈三、五娘》被日本文人作家佐藤春夫改写成了小说《星》,由此打上了独特的"日本印记":既因为受日本明治以来"脱亚入欧"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而形成了"殖民书写",又因受日本"私小说"传统等时代审美观念的影响而呈现出"佐藤风格"。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看,《星》对《陈三、五娘》的改编典型地体现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过滤"特征。     

论佐藤信夫修辞哲学的突破——与利科的隐喻论比较

本文试图通过佐藤信夫与利科的语言哲学的比较,展示出佐藤对西方修辞哲学的突破.这种突破体现在三个方面:1、他从西方传统修辞学中挖掘出修辞的"发现性认识的造型功能",找到了西方修辞学长期忽视的修辞学之根;2、他提出了作为"第三视点"的修辞感觉,把修辞学研究从说服技术和诗艺的长期二元对立推进到更深层次的修辞创造;3、他建立了以人性论为基点的修辞学本体论,使修辞学从语言的装饰提升为语言和人的本体.     

郁达夫辛亥革命前后的行止

<正> 近年来,在一些郁达夫生平传略的记叙中,关于郁达夫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说法颇不相同,令人莫衷一是。为了准确把握郁达夫的生平活动,特别是很好了解他少年时期的思想情况,有必要把这段史实核对清楚。这里说郁达夫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行止,是指他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考入嘉兴府中学,至一九一三年秋随其兄郁华赴日本留学这一段时间的活动。关于郁达夫在这一期间的活动,于听在《郁达夫》中是这样写的:“一九○七年,‘春     

郁达夫南下入闽考——兼论其与陈仪的知交

郁达夫1936年应陈仪之邀入闽,从此开始了二人的知交.虽然两人在性格特征、行为做派方面有很多不同,但能够互相尊重,陈仪称许郁达夫的聪明才气,而郁达夫则推崇陈仪的励精图治扣对人才的重视.而郁达夫遇害前的托孤行为更显示了二人之间的交往是名符其实的君子之交.     

郁达夫"举家迁杭"原因新探

1933年4月,郁达夫和王映霞突然决定由上海迁往杭州.几十年来,关于郁达夫离沪迁杭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指责王映霞的声音占据主流,认为正因为她的误导,才致使郁达夫家毁人亡,造成千古遗恨.通过深入考察郁达夫的生活轨迹,指出郁达夫离沪迁杭的主要原因:郁达夫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无法排遣内心的寂寞和疲倦,与王映霞的婚姻又由于种种原因裂痕重重,希望寻找一个能够带来新鲜刺激和安全感的居住地,故而才有了离别繁华的大上海和风雨同舟的战友,携妻儿到杭州隐居之举.     

《毁家诗纪》的多维诠释--写在郁达夫遇难60周年之际

郁达夫的<毁家诗纪>记录了郁达夫1936-1938年间与妻子王映霞"情变"的史实,既鞭挞了当时国民党上层官僚阶层的腐败和反动,又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郁达夫作为一个爱国作家的高尚情怀和精忠报国的光辉人格.<毁家诗纪>可视为郁达夫的自传诗史.     

创造社大事记

一九二○年 春 创造社的几位主要发起者都在日本求学,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张资平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科。 他们都爱好文学,正在酝酿组织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新文学团体,并计划创办一种杂志。 初春的一天下午,在郁达夫寄宿的“不忍池”畔“池之端”的二楼寓所,召开过一次会议。 郁达夫后来回忆那次会议的情况时说: “那一天午后,我和资平,二人合起来出了一块钱买了一块钱的桔子,打算开会的时候,大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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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名士的旧名士之路——评郁达夫《采石矶》

郁达夫的《采石矶》以乾嘉诗人黄仲则为题材,初次体现郁达夫“借古讽今”的历史小说创作理念,借以影射郁达夫与胡适的一段纠葛。《采石矶》蕴含了郁达夫对名士“狂狷”精神的回溯,并揭示了以“立言不朽”来对抗“在世寂寞”的途径。郁达夫对黄仲则等旧名士的追慕,不仅仅止于其诗文,更是一种名士精神的坚持。     

郁达夫入闽前后心态论

郁达夫从来就有鸿鹄之志 ,他的福州之行是他隐退中再度奋起。在闽期间 ,郁达夫恢复了投身社会潮流的勇气和热情。郁达夫离闽出国 ,是其在家难国仇的悲哀无奈中寻求奋起的表现。     

郁达夫小说中的“我”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以饱含抒情的笔调将“我”贯入小说之中的,郁达夫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却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当时写作这种包含作者身世“自叙”的作家很多,有早于郁达夫的鲁迅,也有晚于郁达夫的王以仁,以至女作家庐隐等.可是真正把“我”带入文坛发扬光大,而且经久不衰的要算郁达夫了.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我”的不幸,突出地映衬着国家和人民的不幸;“我”的悲哀,始终流贯着时代和社会的悲哀.“我”,是郁达夫在全部创作中精心塑造的一个艺术典型.当我们今天希求以客观的态度评价郁达夫时,不能不注意他这些为数众多的“自叙传”小说,注意小说中“我”的变迁与作家生活及社会时代的联系.     

"以诗为文"——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实验

本文从郁达夫小说语言体式入手,对郁达夫小说语言的文体构成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探讨了他小说中占主体地位的语言样式,并从功能角度对这些语言样式做出了分析,认为这些语体样式的采用和郁达夫旧体诗表达之间有着文体写作上的承接关系,是郁达夫在白话小说文体上的创新实验.     

郁达夫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价值重估

斯蒂纳、卢梭、戈蒂耶、王尔德、施笃姆和尼采这些关注人的感性生命的西方文学家都对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郁达夫也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但他的情爱书写,缺失了将好色与物哀等日本传统审美理念相结合的审美特征.俄罗斯文学也对他的创作有影响,屠格涅夫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曾经引起郁达夫的极大兴趣,然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不是消除男权的斗士,而是维护男性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的描绘也给了郁达夫以有力的影响.关于郁达夫作品的文学批评,一个观点值得商榷,现代社会不是不受限制的性自由时代,性仍然要尊重道德的界限、人伦的规范和法律的限制,而宗法制社会也不是一贯地否定性欢乐.颓废是西方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语汇,与中国的时代背景并不相同,所以郁达夫性叙事的革命性并不能成立,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来得比较牵强.     

以艺术的方式解读心灵——评刘保昌先生的《郁达夫传》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袒露自己的心理隐私和人生境遇,自传体小说也成了郁达夫的一个标签.作家对于自身大胆的抒写,无形中为其做传记者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但也给人造成了辨析真伪和提炼材料的困难.     

郁达夫小说研究综论

本文拟从郁达夫小说的题材、人物形象、艺术风格、心理分析和自卑心态五个方面对郁达夫小说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力求反映出郁达夫小说的某些带有本质规律性的东西来。一、郁达夫的小说题材在郁达夫的大多数作品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占了很多的篇幅。郁达夫之所以喜欢这类题材,与他受外国作家影响和其独特的审美趣味有着紧密的关系。屠格涅夫、卢梭等外国作家对郁达夫的影响深远,而这些作家都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圣手,同时,郁达夫自已也认为,人类有一种感情是“比较的注重他人的安宁、快乐,而自已常处于一种牺牲的地位”。这就是爱情。“古…     

永远的认识价值——论郁达夫小说的“自我”主体意识

“自我”主体意识突出是郁达夫小说的显著特征 ,也是其获得永远的认识价值的重要因素 ,认识到这一点 ,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郁达夫的贡献及其作品的社会意义     

关于郁达夫的后期小说创作

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后期是其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发生深刻危机的时期。日在变化着的时代的审美要求，与郁达夫力图突破自己、适应这一要求所进行的新的艺术探索，使其缓慢然而却坚实地步入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虽然由于其个人的深厚的艺术背景的牵涉，郁达夫后期的小说创作仍然留有某些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和抒情性色彩，但是现实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独立而主导的创作精神出现了，并且，现实主义拓展了郁达夫创作的审美空间。郁达夫的这种转变是深刻的，研究这种转变，对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沙底拾贝

郁达夫与安庆学校 我自幼喜爱文学,当然知道郁达夫。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总要大讲特讲郁达夫。也要求学生必须读他的作品。因为他是同鲁迅一起编杂志的文学青年。他是受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他是日本人杀害的中国烈士（中央人民政府1952年追认）。可是我却实在只知其名,而不大知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