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为了竞争的合作与超越竞争的合作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人类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竞争的社会,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在广泛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建构起了竞争行为模式。竞争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合作的行为,但是,这是一种为了竞争的合作,是为了获得合作优势而进行结盟的做法。现在,人类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对合作的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可以相信,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也就是从竞争的社会向合作的社会的转变。在合作的社会中,合作获得全新的价值,也成为人类建构更加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     

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思考制度重建问题

制度的演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演进;另一种是自觉变革.人类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制度演进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自然演进的道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制度演进表现出了复杂的情况,既有着自觉建构也存在着自然演进.整体上看,工业社会的制度即使在初始阶段是自觉建构的,而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陷入路径依赖,依然具有自然演进的特征.现在,人类正步入后工业化的时代,自觉的制度变革将会提上日程,我们需要更多地以创造性思维去对待制度变革的问题.后工业化进程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生成,这个社会将会拥有一种合作制度,将实现对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的扬弃和超越.合作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应当是人的共生共在.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

随着人类踏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纷至沓来,表明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社会振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了.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没有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展开,所以,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度.我们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所适应的是工业社会治理的要求,显然是不能够被带入后工业社会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建立的是全新的合作治理体系.     

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正在发生变革,正在从工业社会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控制导向的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合作治理打破了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垄断,是一种由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而开展的社会治理。合作治理是与合作型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与合作治理模式一道成长起来的。     

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

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契约型信任是一种异化了的信任关系,它是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支持力量;合作型信任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建立在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然而,信任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合作的性质和表现不同.后工业社会也是合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信任与合作是一体化的.     

论合作治理中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治理体系,其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当从后工业社会的交往关系和行为互动机制出发,谋求优化社会整体的道德化方案。从人的行为需要规范的角度看,制度化的道德规范可以发挥引导性的功能,使人在社会合作治理中增强自愿行为。合作治理取决于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确立,而道德则是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础。所以,只有建立起道德制度,才是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的根本出路。     

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

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这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全球治理”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治理范围的广泛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管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的有效路径。     

论全球社会中的道德、文化与合作治理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前提下的世界体系,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将生活在“全球社会”中。全球社会的建构将对道德和文化提出全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遗产中不可能获得的,需要我们去自觉地加以建构。实际上,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已经带来的社会变化看,正在为我们去建构起新型的道德和文化做出准备和提供条件。全球社会中的道德与文化将是建立在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前提下的,需要满足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生活和活动的要求,从属于和服务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在行动上表现为合作治理。     

扩散模式理论视阈下的国家认同建构分析——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工业化进程为例

基于赫克托国家发展的扩散模式理论,以青海海西州工业化进程为例,通过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认同之间动态演进关系的分析发现,民族地区工业化引起的诸多社会结构变迁的实质是中东部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模式向相对落后地区的典型"扩散"。这种"扩散"在消除区域发展差距的基础上,有利于内地与边远地区共同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产生,从而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在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创造条件,使"扩散"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模式融入当地的发展,避免"依赖型"或"嵌入式"经济模式的出现,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良好的经济与文化基础。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构想合作的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再一次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期,那就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如果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协作的社会,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将会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工业社会的协作是与竞争共生的,协作与竞争是工业社会的两个面相,也构成了一对矛盾。后工业社会将意味着工业社会中的协作与竞争得到扬弃,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合作将是协作与竞争的"合题"。后工业化的实际进程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它积累起了许多能量,对于工业社会而言,这种能量是破坏性的,而对于后工业社会来说,这些能量则是宝贵的资源。基于后工业化进程的现实去对未来社会进行理论构想,正是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的任务。     

论社会以及组织结构的"非中心化"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以及组织结构都出现了"非中心化"的趋势,传统社会及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为网络结构所取代。后工业化是走向合作社会的运动,而合作社会及其合作制组织在结构上就是网络结构,这一结构是与组织中的信任与合作联系在一起的。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社会以及组织的网络结构特征来认识信任与合作的价值。     

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

将单位制度置于工业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以形成整个社会“一致性”为目的的制度安排。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度发生剧烈变迁为背景,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集体认同”重构之问题应运而生。从宏观结构上看,主要表现为“国家—单位—个人”模式逐渐走向消解和“国家—初级社会群体—个人”模式的萌生。此外,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间的复杂互动、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再造亦成为集体认同模式转换的关键问题。单位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决定了“集体重构”进程的艰难。本土文化传统和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思潮的冲击亦对集体认同重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工业化进程中汉藏族际关系新质——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麻当乡为例

工业化虽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对汉藏杂居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麻当乡来说却是新颖的.虽然该乡工业发展起点较低,但是近年来工业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社会和族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加深.论文在分析夏河县麻当乡传统汉藏族际关系特点的基础上,对该社区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族际关系新貌进行深入调查,进而探讨工业化进程对当地不同民族生产生活带来的变迁及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和推动.     

全球化时代的正义诉求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发生在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场再次脱域化的运动,它与近代早期资本主义世界化是完全不同的.在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建立起了民族国家,社会正义的全部思考也都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展开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框架提出了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框架的解体.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着社会正义重建的任务,需要建立起一种与全球化历史趋势相适应的全球正义.在现阶段,全球正义需要以民族国家既有正义原则中的那些一致性部分为基础去加以建构.同时,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异质化的事实也需要得到尊重,因而,承认与包容差异又是全球正义得以建立的基本途径.而且,承认和包容差异本身就构成了全球正义的基本内容.通过承认和包容差异,还能够实现文化融合的目标.全球化将为人类带来这样一种生活空间:那就是由文化多元化与文化融合两个维度构成的共同体生活框架.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读张康之教授新著《论伦理精神》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关系到对行政活动根本属性的认识与界定,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张康之教授的《论伦理精神》一书以伦理关系为基点去重构公共行政,指出了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必然性。根据张康之教授的观点,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排斥公共性的,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仅仅建构起了形式公共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将会建立起基于伦理关系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是一种实质的公共性。实质公共性具有伦理精神的内涵,迫切需要通过一场建构的启蒙去将其转化为现实。     

后工业化进程中政府职能模式的选择

当前,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社会的高风险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由此必然推进社会治理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逐步向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而政府也将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根本的历史转型,与之相伴地必然是政府职能模式的转型。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将成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形态,将积极有效地推进政府后工业社会职能角色合理而充分地实现,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的人民政协制度功能变迁

作为一项体现人民民主的特殊的制度设计,人民政协制度在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经历了重大的功能变迁,见证了民族-国家确立和民主-国家建设前后两个维度的成长,是观察中国现代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标本.建国六十年来人民政协制度功能变迁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在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建设两个方面所做的努力.导致人民政协功能变迁的原因在于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党、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深刻变化与调整以及国体与政体之间的张力关系.     

构建全球与中国"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经济学的竞争与利己主义、社会学的利他主义、人类学的互惠与合作概念等的基础上,"共赢"假设既承认竞争与合作,又注重互惠互利,在追求己身利益时兼顾他人利益,以促进共同进步与发展.从全球视野来看,世界各国早已处于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家间形成了对立与同化、并存与联结的多元结构性关系,并且体现在世界格局转变、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全球文明进步三个方面.国家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所坚持的利己型发展模式,最终带来的只是国家对立与世界冲突;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所提倡的共赢型发展模式,最终目的 是建立一个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将"共赢"理念落实到行动,需要全世界各国以共商共识为前提,实现世界规模的共担、共享、共建,这正是构建全球与中国"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所在.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它们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