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和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而且还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承接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同时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资源.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通过新范式的建立而架起了政治科学各分支的沟通桥梁,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     

合法性、 嵌入性与"失准"的精准扶贫 ——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从合法性、嵌入性研究精准扶贫的失准问题。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是对传统扶贫的反思和超越,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先后经历制度扩散和制度落实两个阶段,前者会面临合法性困境,后者则会遭遇嵌入性挑战。具体而言,在制度扩散过程中,会面临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与精准扶贫形式化,以及观念—认知限定与精准扶贫主体失位两种合法性困境;在制度落实过程中,会遭遇制度场域限定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难题、政府主导与市场和社会机制缺失、利益群体分化与精准扶贫负面强化效应等三类嵌入性挑战。     

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

制度研究一直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这一趋势直到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分析的兴起以后才被取代。然而 ,行为主义范式与理性选择分析自身也具有其内在缺陷 ,新制度主义正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缺陷的基础上以及经济学等众多学科大踏步迈向制度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作为当今政治学研究中的前沿 ,新制度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 ,它主要由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三个派别组成 ,各个派别对于制度的概念、制度的来源、制度变迁与设计、个人与制度的互动、何为好制度等都有不同观点。在此基础上 ,文章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缺陷进行了评论     

论制度学派的学术影响

制度学派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它所强调的制度分析、演进观念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都已结出了累累硕果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集中体现了制度学派的学术影响 ,二者在制度分析、交易成本概念、权力分析、企业组织和制度变迁研究等方面 ,具有理论继承关系 ,因此不能忽视制度学派的学术影响。并且根据已有的迹象和趋势 ,可以预言随着经济学的融合 ,制度学派也可以进入主流经济学之例     

理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最新进展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着学科发展的需要和政治实践的需求.当前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化各个流派的实证研究,力图通过案例分析寻求更合理的解释框架;二是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如网络制度主义、制度程序主义;三是弥补制度分析的不足.理念与制度的结合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解释制度变革的动力和过程,同时它也面临着核心分析概念的选择、理念的含义变动性等难题.     

比较制度主义：历史、特征与价值评析

制度研究历来是政治学领域的重心，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推动了学界对制度研究的重新关注。在制度研究被遗忘的行为主义时期，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中的比较制度主义学派坚守着制度研究的理念。他们对于制度的研究融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构建了比较制度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比较制度主义强调“比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注重制度的结构性差异，尝试打开制度“黑箱”,寻求发展可测试的制度理论。偏重经验的制度分析以及对制度科学化的关注使比较制度主义学派研究成果颇具学术影响力。对比较制度主义的历时考察与特征分析，将有助于发掘新的制度主义演进脉络，丰富制度主义的知识基础，推进制度研究的理论化进程。     

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与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范式

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的研究依赖大规模的调查数据,试图发现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之间的逻辑链条。这一领域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规范性和目的论性的理论范式：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使个人从关注物质安全转向关注自我表达,而这一文化变迁增强了民众关注、参与政治的主观动机,推动了政治的发展变化。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对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呈现出显著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政治学中的以美国和西欧政治制度为标准的“自由民主”规范同构的背景下,后物质主义文化变迁理论最终发展成为比较民主化研究的一部分。21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突破这样的规范性设置。     

一致性与差异性的均衡——对约翰·奥尔森欧洲一体化研究的述评

约翰·奥尔森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政府间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就“什么是欧洲一体化的动力”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之时,奥尔森从其一贯的制度思维出发,为该问题提供了一个折中的答案。从一致性／差异性均衡、欧洲统一的演进和政治秩序的转化等三个角度,对奥尔森近年来所做的研究进行梳理,说明制度在词和一致与差异、实现政治秩序转化中起关键作用。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划分与分析走向

新制度主义的流派划分及其整合潜力是目前新制度主义研究的一大热点。总体而言 ,新制度主义的流派划分方式可以归纳为七分法、四分法、三分法和二分法 ,其中被学界广泛接受的是三分法。这些划分方式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忽视了新制度主义发展过程的一股重要潮流。在对目前流行的各种划分方式作出系统评估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流派划分方式 ,并且认为 ,这种新的划分方式将更有助于寻求新制度主义内部的整合潜力。     

东北亚区域合作:一种新制度主义的解读

依据新制度主义的最新理论进展--"历史制度分析",可以将东北亚区域合作看作是历史进程中各种力量长期演化博弈的结果,是一个包括不同类型合作的内生的制度框架.现有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制度框架由三种不同类型的制度安排组成:自主型、合作型、协调型.     

系统论视野中新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局限性

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学主流研究方法.而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都只侧重于政治系统运行的不同环节或过程.这两种分析方法在理论上和分析中的局限性都与它们在系统过程中的侧重点不同息息相关.行为主义重视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就必然会忽视制度本身的作用;新制度主义立足于研究复杂制度的系统转换过程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其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深圳社会工作模式生成的制度同构理论分析

深圳社会工作的发展可以说是＂三新＂：一个全新的专业服务,在一个全新的工作地点,聘用一批全新的工作队伍。在这样的环境下,深圳市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了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学者在总结深圳社工模式的成功之处时认为：深圳社工服务模式,是政府制定政策方向、提供财政及实务支持、建立执行架构、监管及改善机制;成立社工协会为行业发展服务,面向全国招聘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向民间社工组织购买社工服务;聘用香港资深社工为深圳社工督导,提供督导及培训工作。这也就是说,深圳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制度对现实的建构。但是制度又是如何建构现实的？笔者运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的制度同构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历史变迁、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是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经历了萌芽探索、政策提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从地方自主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逐步规范化、全面化，研究其历史变迁、把握村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变逻辑可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发现，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进受到政府体制、经济发展与观念认知的深层结构影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效应影响变迁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探索经验累积和基层治理需求扩张提供动力机制。未来，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应重塑制度环境，完善村级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一肩挑”干部培训工作，健全权力叠加的监督制约机制。     

从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交锋看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哈贝马斯与罗尔斯都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这是误解,因为他们都不认为权利和正义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公民的民主参与、对话、讨论所产生的.所以他们应当被归类为共和主义者.但是,我认为目的论共和主义立场比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程序论共和主义要更为合理,因为它把价值、善、社会目标、情感等等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此基础上,即使缺乏程序共和主义所看重的理性的和谐一致,道德的观点也还是可以存在,当然,道德的涵义与合理性的涵义都随之而不同.     

回报递增、体制锁定与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尽管中央及各地方政府都在大力倡导和鼓励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但其实际推进依旧缓慢,这一现象着实令人费解.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该矛盾现象是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结果.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过程的路径依赖通过两种具体机制而实现:一方面,由于"回报递增"机制的作用,庞大的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对于公共资源的优先占有使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受限;另一方面,由于"体制锁定"原理的存在,处在"双重弱势"的制度地位的专业社会工作既难以满足生产主义福利体制的需求,也难以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     

政治制度的历史偶合性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牵引与维系各种规则、关系或场域的一种纽带,并以一种独特的结构被安置在特定的时空中.作为西方政治民主重要构件的欧美政党制度,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各种因素互动与作用的结果,在特征上颇具时代性与特殊性.欧美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偶合性警示我们要审慎对待制度的建构与移植,某些看上去精妙的东西可能并不是现实中最适宜的历史选择.     

论十七世纪法国冉森派的神学和政治

17世纪在法国形成的冉森派运动是天主教反改革运动中重要的宗教运动.在神恩与自由意志的关系这一神学问题上,冉森派对莫里尼主义和耶稣会神学家提出了批评.这一批评延续了贯穿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的奥古斯丁主义对佩拉纠主义的批判.然而,这一批判不仅仅是基督教神学内部的对话,而且体现了冉森派对现代性的拒绝.由此,冉森派的影响超出了神学和宗教层面,推动了反绝对主义王权的政治话语的形成,在旧制度后期法国的政治运动中产生重大影响.对17世纪冉森派的神学和政治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基督教和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和法国现代政治中的反宗教倾向.     

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关系嬗变

明治维新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日本的家庭制度、家庭形态、家庭功能和家庭观念都发生着蜕变与演化.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家庭关系经历了沿袭与改良相砥砺的振荡,由外而内的社会变革推动下的重建,由内而外的个体自觉驱使下的渐变.本文分三大历史阶段探讨了日本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演进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机理,旨在揭示社会进步与家庭演变、个体发展之间的同构性与背反性,考察家庭领域内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交融.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APEC制度创新的效率分析

目前对APEC制度研究的较少 ,专门就制度创新的效率进行分析的更少。本文在分析新古典主义的制度标准和缺陷的基础上 ,整理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关于效率标准的看法 ,即有效的制度创新应该是 :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具有灵活性和长期意义、在现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最优化。进而用它来评价APEC的制度创新 ,认为自主自愿、开放的地区主义、灵活的渐进主义是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