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国家认同历史个案研究——清末民国朝鲜移民郑安立初探

郑安立,朝鲜儒林人士,清未来华,民国初加入中国籍,从事过教育、矿业、排日活动、东北朝鲜人独立自治及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不同地域的官方高层张作霖、孙中山等也曾有过接触.他思想活跃,行迹与活动遍布中、日、韩三国.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都有其活动踪影.从其不同时期的重要活动可以看到,朝鲜移民中的儒林人士在华心路历程及朝鲜移民国家认同意识的特点.     

明清朝鲜使者眼中的“皇都”形象

明代,朝鲜使臣以“观光上国”为荣,十分向往使行来京,且被皇都北京的繁荣景象以及中华文物所吸引.而到清初,持有尊王攘夷之心的朝鲜使臣对清的反感达到高潮,他们眼里北京也失去了文物之都的面貌.清朝中期,随着清朝与朝鲜关系的稳定,朝鲜使臣目睹康乾盛世以及清皇帝的中华趋向,对北京的看法再度变化.北京逐渐转变为中国世界秩序中心的皇都.不过,这时的皇都形象与明代不同,是“盛世”“中华趋向”“夷俗”并存的空间,还存在着在“小中华”意识下对中华文明的衡量之处.     

浅析在日朝鲜人的民族认同危机——兼论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

在日朝鲜人与中国朝鲜族同样是朝鲜民族的后裔，与中国朝鲜族协调统一的多重认同有所不同的是，在日朝鲜人的民族认同没有得到清晰的整理。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外国人”，使在日朝鲜人在处理国籍与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处于两难困境：加之朝鲜半岛的分裂使在日朝鲜人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三八线”，更造成了他们选择国籍、归属于哪一方的心理混乱和痛苦，以至于内部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国家观、民族观以及归属的多元化，他们对朝鲜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日益淡薄。     

19世纪60-80年代俄国境内朝鲜移民法律地位形成的中朝因素探析

19世纪60-80年代,随着俄国积极吸引劳动力开发远东政策的推行,朝鲜移民数量逐年增加,其法律地位亟待确立.在19世纪下半叶东北亚各国利益角逐与权力制衡的背景下,俄国朝鲜移民的法律地位问题不仅关乎俄国自身大计,更牵涉了中朝利益.通过对解密的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及相关原始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中朝两国对俄国积极安置朝鲜移民政策进行了全力抵制,不仅影响了俄国境内朝鲜移民法律地位的形成,还阻止了俄国东北亚战略计划的实施.在中朝两国的反对下,俄国仅部分地确立了其境内朝鲜移民的合法地位,这大大限制了俄国远东地区的朝鲜劳动力数量,破坏了俄国利用朝鲜移民开发远东,并以此为契机渗入朝鲜、角逐东北亚的战略计划.     

浅析《三矢协定》

张作霖时期的奉系军阀对日关系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对日关系的重要阶段。甚至可以说张作霖时期的对日关系发展状况决定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东北,而非中国的其他地区。在这个阶段张作霖与日本其实形成的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互惠互利"关系。双方在这一时期即在合作当中存在矛盾,又有矛盾冲突当中存在合作关系。一般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为界限,前期是合作大于矛盾,后期是矛盾大于合作。史学界一般对这一时期张作霖的对日政策评价为具有两面性。众所周知,日本于《乙巳条约》签订之后把朝鲜变为自己的"保护国",1970年又打着"保护"间岛地区朝鲜人的幌子,在间岛地区没立了非法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将势力深入到了地理位置重要且物产丰富的间岛地区。东北朝鲜人以及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保护"政策成为日本侵略东北的一枚重要棋子与此相对应,奉系军阀对东北朝鲜人的政策则成为其对日政策的一个缩影。《三矢协定》1的签订,标志着奉系军阀对东北朝鲜人的态度从"温和"转向"强硬"。     

十八世纪朝日文人的“文会”与 “文战”——以笔谈唱和集资料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朝鲜王朝多次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团,朝鲜通信使团成员与日本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其中又以18世纪最为突出.朝日文人的交流可从“文会”与“文战”两个方面来看.具体来说,朝日文人展开“文会”的目的在于“追求文趣”与“收集资讯”,而对“中华文化”与“自身文化”、“性理学”与“古学”的不同看法,则是双方进行“文战”的诱因.到了18世纪后期,日本文人认同与提高日本文化地位的意识不断高涨,也激发了日本文人与朝鲜文人展开文战的底气.     

从“同城同待遇”到“同城同待遇指数”——中国的三元社会结构与人口城镇化政策

中国人口城镇化政策必须超越城乡二元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充分认识中国已经并将长期处于市民、农民、移民(流动人口)三元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一揽子谋划解决市民、农民、移民三大群体的待遇问题.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追求“同城同待遇”,并不是指生活在一座城市中的市民、农民、移民享有完全相同的具体待遇,而应该是“同城同待遇指数”,即同一座城市的市民、农民、移民的待遇指数基本相同.要围绕市民、农民、移民三大群体的待遇问题做好人口城镇化的政策设计,在定量分析测评待遇指数的基础上,采取“完善市民待遇、提升农民待遇、落实移民待遇”的路径,不断缩小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待遇指数,最终实现“同国同待遇指数”和共同富裕.     

网络语中的伪主体——以2005年以来的“身体景观”语象为中心

近十余年来,网络媒体在中国大陆飞速发展,并滋生出花样繁多的网络词汇.其中一部分内应于身体景观,在虚无的伪神性追逐、跨性别的伪女权狂欢以及非景观形象的自嘲中,构建大众的身份认同.“女神”“男神”“小鲜肉”“女汉子”“屌丝”等网络词汇,实际在构建大众身份认同的幻影之影,并最终招致大众主体性想象危机.     

汉语教学:元明时期中国小说在朝鲜传播的一种途径

古代朝鲜的《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等是专为朝鲜人编写的汉语教材,其中融入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容,是其在古代朝鲜广泛流传的“前阶段”。这种传播方式以汉语教材为媒介、以汉语教学为手段,有着互动性特征和在一定范围内被强制执行的特点,并受到朝鲜官方的鼓励和保护。同时,在表现形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亦与中国古代小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叙事分析:网络社会认同研究的方法

网络社会认同力量的彰显,使得网络社会认同的研究方法成为“显问题”.就目前学界对于网络社会认同的相关研究看,主要是采用量化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存在多方面的问题,而质性研究方法中的叙事分析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差异、网络认同与现实认同的不同导致网络叙事与现实叙事之间也存在较大的不同.所以,在进行网络叙事分析时,需要注意改造原有的叙事分析,采用多维叙事、螺旋阐释等叙事分析以更有效度地研究网络叙事.     

论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族民众能“皇民化”政策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以“满铁”及附属地为中心开始“经营”中国东北，为了继续推进其“大陆政策”和达到吞并东北的目的，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民族众中推行了“皇民化”政策。日本在东北朝鲜族民众中推行的“皇民化”政策的险恶用心在于利用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民众的“特殊法律地位”，进一步巩固其在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扩大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     

《山海经》中的上古中日交往史影

1.天毒是上古日本的称呼之一《山海经·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人”。晋人郭璞注云:“天毒即天竺国”。现代《山海经》研究专家袁珂提出疑问:“天竺今印度,在我国西南,其国临印度洋,故称其人‘水居’,然此乃与朝鲜并称,其地望不相侔。或经文有脱文讹字,未可知也”。从常识论之,只有日本往往与朝鲜并论。况“东海之内,北海之偶”显然是指东亚·北亚的海城,断非印度洋。“水居”便是指居住在这一水域,那只有堪察加、库页岛(桦太)、     

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

近年来，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倍受国内外关注。本研究从“社会建构”概念入手，以上海某棚户区中的外来民工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是农民工身份被建构和维持的宏观背景；同时，在与本地居民混居的社区中，这种集体身份也通过日常交往和城市居民的话语被建构和符号化，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笔者在文中提出“移民空间”的概念，即随着乡城迁移人员在城市的集聚，“农民工”聚居区这一独特的城市空间正在慢慢形成，并成为身份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理路与现实进路

在对象性依存关系及其交互作用中建构彼此的自我认知与实现共向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年相结合的基本逻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呈现出“互释融通”“互补融合”“互观融创”的历史理路。“共产主义”“小康社会”“实事求是”“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融合性概念接续凝聚思想聚点,得到理论界的认同与呼应。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终走向就是二者融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华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继而推进这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共同创造性展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社会组织的“半现代化”转型:传统与现代纠结中的河南旅沪同乡会(1930-1950)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是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移民中.河南籍移民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但绝对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河南旅沪同乡会。本文利用档案、报刊等史料,对河南旅沪同乡会的组织形式、会员的征集、财政状况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努力实现自身现代化的组织革新。但是.由于传统的强大作用,同乡会出现了明显的“半现代化”的特性,存在基础非常脆弱,无法有效地扩展自身的规模。河南同乡会的命运,也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中日“间岛交涉”与宋教仁、吴禄贞

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抢得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成为中国东北南部的主宰。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争夺东北地区这个所谓的“远东巴尔干”,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制造事端。自1907年至1909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先后挑起了“东省六案”纠纷。这六案是:新法路案、大营路案、京奉路展修案、抚顺烟台煤矿案、安奉路沿线矿务案及“间岛交涉”案。在上述六案交涉中,只有“间岛交涉”案,中国取得了胜利,其中宋教仁、吴禄贞起了重要作用。本文就此略作探讨,并概述其要。     

渤海靺鞨考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一开头便道:“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有些学者根据这一记载,认为:“大祚荣是高丽人。”然而,这一记载中,有“渤海靺鞨”一词。特别是,“渤海靺鞨”一词中有“靺鞨”二字,这二字足以使我们怀疑“大祚荣是高丽人”这一看法的正确性。由于“渤海靺鞨”一词涉及大祚荣的族属问题。所以,渤海史的研究者在论及渤海族属时,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解释一下“渤海靺鞨”,自觉不自觉地表明了自己对“渤海靺鞨”的看法。如中国学者王成国认为:“渤海靺鞨即粟末靺鞨”。又如,朝鲜学者朴时亨在论及这一问题时,认为:“渤海不只是由高句丽人组成的,它还包括在数量上仅占多数的靺鞨之众,而且其国都也位于粟末靺鞨住地。但在这里掌握主导权的是高句丽”。     

节日文化育人功能与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

中华节日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与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特质、情感诉求、生活体验和社会交往等关系密切，是中华文化宝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部分。阐释了中华节日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功能，中华节日文化是时间认知的产物，是农耕文明的缩影，是情感表达的方式，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是生命美德的呈现，是身份认同的载体。应发挥节日文化的育人功能，推动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促使广大青少年通过认知中华节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通过融入中华节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感情，在认知、理解、参与、融入中华节日的过程中，真切领悟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来的思想之美、精神之美、道德之美、艺术之美、山水之美和生活之美，从而更加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撑的四维审视

围绕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四个基本问题,从“何以振兴”“何以竞其优”“何以堪大用”“何以是中国”四个维度,考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常青之道,以及从中蕴育化生的“和而不同”“此心光明”两座文化大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经世致用,首先体现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共党人的“不忘初心”、坚韧定力提供文化底蕴和文化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深厚底气、深厚支撑,因应时代要求,也为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共产党历久弥坚的精神根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依旧风华正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孕育。而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形成的“民本传统”“革新思想”“和合理念”“家国情怀”“胸怀天下”等文化基因,借助文化固有的整合与认同力量实现了伟大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的统一,从而深刻地嵌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在新时代,要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就要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