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中庸”说本义

中庸,是儒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论原则。但中庸却不仅是一种方法.通观先秦儒家所论,中庸,其核心在一个“中”字.“中礼”、“中道”或合乎内在的道德法则,是“中”的标准或尺度.但“中礼”合道不是机械的、教条式的符合,“中礼”、合道的根本特征是“时中”.不偏执,不走极端,恰到好处,适中合度,则是“中”在人的行为和人格风范上的具体体现.那么,如何达到“中”或适中,这便涉及孔子所言“中庸之谓德”的问题.以“至德”为根本义来理解中庸,它便不是一种外在的方法或可操作性的工具,而是人在其心性修养中所达致的内心自由于现实应事接物行为上的表现,因而是一种依止于人格教养的内在原则.可见,“中庸”本质上乃是一个关乎人的心性修养和人格完善的概念.     

“无信”与“中庸”——周作人“中庸”观之我见

“中庸”观是周作人思想中一个最复杂也最容易引起人们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 ,由于周作人的“中庸”观是与“无信”即反本体的“空”观思想相连的 ,因此 ,它不仅在本质上与相信存在终级本体的传统儒家中庸思想不同 ,而且内在地包含着冲破封建独断论束缚的革命内容 ,具有深远的启蒙意义     

孔子“中庸”释义考

“中庸”作为儒家经典的核心范畴之一,受到自孔子以来诸儒的重视,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视角对其加以阐释,成为人们重要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本文从“中庸”本义出发,详细考定孔子“中庸”的内涵,总结出其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权变时中的三层基本涵义。     

论沈德潜诗学的“中庸”特征

沈德潜的格调论是儒家诗论的总结,合"道"的中庸性是其诗论的总特征,他的诗学思想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近乎完美。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合乎理学驯化人格道德的要求,反对过度激越的情感抒发。他能够抑平唐宋之争,避免明七子的门户之见,诗论中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识见超出了一般的儒家诗论。     

再释“中庸”

中庸之“中”义的演变到了春秋时期,已先后蕴含了“内”“正”“合”“和”诸义①;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中”上升到“道”的形上学高度,是贯穿一切“为己”之学的道理和实理。但是,孔子在阐述这一思想时,并没有提出新的概念,而是用已有的“中”     

探析《中庸》“中”论体系的建构

"中"是<中庸>一书中的核心范畴,本文试探讨"中"范畴体系形成的内在结构,从而进一步理清"中"范畴在<中庸>一书中展开的逻辑线索.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儒教三典论略说

大陆新儒学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从宗教的角度描述其历史文化功能,探索其现实意义定位。这自然要对相关的神学问题做出理论阐述。本文即依托《易传》、《中庸》和《大学》三部经典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作者认为,宋以来的"四书系统"是以人格养成为动机目标建立的道德哲学,在思想格局和文本诠释上都存在许多问题,并尝试提出了一个以天为中心的宗教的神学系统:《易传》言天道,《中庸》论性命,《大学》说践履。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儒家的“中庸”与“不”

儒家倡导“中庸之道”、“和为贵”,但在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等问题上,从来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明确的,从未要人只说“是”、不言“不”。勇于说“不”是儒家的思想传统。“不”是“中庸”的应有之意。     

《中庸》“诚”思想的诠释及其当代价值

《中庸》是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诚”既是最根本的哲学范畴,又是最基本的道德范畴,更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桥梁与纽带。“诚”是整个儒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中庸之道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中庸之道的外在体现。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庸》“诚”思想对于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从论“礼”到论“性”——唐代学者对《大学》《中庸》的意义转换

"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原隶属于《礼记》,属于"五经"体系下的内容。随着学术核心话题转变为心性论,唐代学者们对礼学经典的解读也有了新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旨趣。他们开始从"德""仁""心""性"等心性论方面对《大学》《中庸》两篇进行解读,学术重心开始由重"礼"转向重"性",并最终使它们脱离了礼学体系,成为儒家的心性资源和经典依据,开启了经典研究的新方向和理论构建的新话题,这些都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诗经·关雎》主旨近当代歧说之辨正

近当代学术界在阐释《诗经·关雎》主旨方面,恋歌说和贺婚说颇为流行。依据周代金文文献和先秦礼仪制度,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辩驳,主张此篇当为歌颂夫妻和谐相处、婚姻幸福的颂歌,本是专属于天子诸侯和其他特殊贵族的房中之乐。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

学界对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多有研究,不过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则不多。张载构建的太虚与气体用不二、体用相资关系体现了对《易传》气化万物以及万物之性伴随气化万物的过程而产生观点的发展,同时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人"的下行路线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即实现了太虚与人性的合一。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之间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它们对张载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由“一贯”释义看《北溪字义》的诠释方法

陈淳的《北溪字义》作为一部理学辞典,通过对理学概念的解释,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儒学诠释方法。他不仅继承了“述而不作”、“寓作于编”的传统方法,同时,“以论为作”突破了以往的诠释方法。以“一贯”条目的解释为例,可体现出《北溪字义》中将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相结合的诠释方法。     

小议《中庸》之“诚”

"诚"是《中庸》的一个最高概念,是宇宙天道的本体与本源。"诚"为天道,也为人道。思诚或做到诚,是《中庸》的又一个基本内涵,指人道与天道合一。如何才能做"诚"?《中庸》强调,这是一个"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功夫,同时要做到率性向善,择善而固执之。"诚"的境界在圣人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圣人因其至诚,所以能够完全发挥自己内在的本性,使人性的本质得到彰显。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秦汉简帛文献与《说文》新证

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真实地展现了当时文字和词汇使用的情况,是珍贵的语料文献,为《说文》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利用秦汉简帛文献中的一些用例,可以从“字形新证”和“字义新证”两个方面证实《说文》中的一些收字和说解。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鲁迅“白心说”的中庸特质论

儒家思想强调高尚的人格必须以"诚"为根基,诚则明,明则诚,两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纵观鲁迅一生的言行举止,他对"诚""明"的贯彻可谓是终生如一,他对"白心"的强调比较细致的体现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诚""明"正好是中庸文化的核心要素,因此可以说鲁迅的"白心说"具有浓厚的中庸特质.鲁迅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一直坚持"白心说"的核心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