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对柯林武德的影响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分别是克罗齐与柯林武德的名言。这两句名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柯林武德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克罗齐的某些信念,包括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历史知识认识论以及史学的现实价值等等。事实上,克罗齐确实在历史哲学方面对柯林武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从更深层面来看,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某些方面又存在着不同,这种不同表明柯林武德对克罗齐历史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本文拟从柯林武德与克罗齐如何在学术上发生交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分享着哪些共同信念以及存在哪些不同等方面着手,对克罗齐与柯林武德历史观念的异同作一番辨析。     

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

历史研究不仅不应排斥而且必须接纳和改造所有积极而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以为己用,这是历史学不断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史无定法”正是历史研究这种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体现。但是,历史研究又有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即“史有定法”,中国历史研究更有自己的“家法”,它决定了历史学在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中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史有定论”和“史无定论”均指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和看法,而不是指历史本身。一方面,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研究的“定论”却有被修正、被颠覆的可能。“史有定论”只是相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阶段性成果,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史无定论”才是绝对的,它代表着认识的无限过程,是推动历史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导向和动力。     

论孔子思想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巨大影响的人物,至少从春秋末到“五四”,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所有各阶级、阶层几乎毫无例外地都称他为“圣人”,足以说明这一点。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应根据哪些材料来说明;它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或反动的;孔子的思想理论是哪一社会的上层建筑;为什么它在当时和后世都有极大的影响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能给以正确地、全面     

新发现李鼎铭著《蒙古历史教科书》

李鼎铭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开明人士,也是一位饱学之士,对医学,教育,历史,哲学都有研究。1987年,在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之际,新发现了他写的关于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述——《蒙古历史教科书》。该书写于1916——1917年,当时李鼎铭先生应聘任陕西榆林中学教员,讲授国文、历史等课程。为应教学之需,同时也为了使人对蒙古历史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便“依据我国古史及近人著述”,在作了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此书。全书分总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部分,纲目清楚,内容广博,史料较多,叙述简明,且观点也较确当,实为辛亥革命之后蒙古学研究方面的一重要文献。     

重评历史:孙达人的农民史与农民学研究

本文主要分析了孙达人先生多年来关于农民史研究的心得与体会 ,他对中国农民史的看法主要就是以中国古代历史为主轴 ,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农业文明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衰落的明清的事实。他的灵感来自于长期以来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汉、唐之农业文明的研究。在中国农民史的研究史上 ,第一次提出了“落后转先进、先进变落后”的演变规律。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步伐决不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他根据马克思所说 ,认为这种历史现象的根源就是“结果破坏原因”。他对中国农民史的看法是独特的 ,也值得后人在他的基础上继续搞好中国农民史的研究。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在当代语境中激活历史文献——从克罗齐的一个命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理论史对于理论而言意味着什么?——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写作看马克思如何处理史论关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美国的世界史研究与研究生教育

我于1986年秋季来到夏威夷大学历史系学习,在选修世界史研究班课程的同时,兼任本科生的“世界文明史”课助教,故有机会了解到夏大世界史教学的情况。去年12月,指导世界史研究班的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教授写了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World History一文,提交在华盛顿举行的1987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我认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及篇幅都很适宜于用作向国内学者介绍美国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最新动向。在此只是想就美国学者对世界史概念的不同理解而稍加说明。作为国内历史系的基础必修课的世界史,通常是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外国史。这一点颇令美国学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史在世界史中所占的比重是如此之大,不同时讲授中国史的“世界史”是不能被称为世界史的,正如美国大学的世界史课程必须包括美国史一样。国内世界史教学的这种课程格局,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中国学生应对中国史有特别详细的了解,因此,中国史应属于另一专门的课程。这种安排虽是事出有因,但“世界史”课名实不相符的情况,既不利于比较史学与宏观研究方法之发展,亦无助于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事实上,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并不排斥更为专门化的中国史课程,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亦极须增加与研究外国史的学者的交流。美国世界史教学可分为本科生与研究生两个层次。它们分别有不同的教学目的。在夏威夷大学,“世界文明史”是文、理、工等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授课时间为一学年,每学期三学分。美国学者认为历史知识是公民的基本教育之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素质”,(responsible citizenship)之基础。在美国的其它大学,亦有以“西方文明史”与“亚洲文明史”两门课之结合来服务于同一目的。这种将世界历史推广到如此普遍程度的课程设置,很值得国内学者参考。因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有专门知识的人材,而且还应使受教育者略为了解世界的过去与其现状、未来的关系,从而成为在现代化建设中较能把握正确方向的决策人或执行人。同时,普及世界文明史的教育,当然亦有利于扩大或充分发挥历史学系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在学术研究与研究生教育这一层次,美国大学中“世界史”的涵义亦与国内历史系必修课的世界史稍有差异。前者不是简单地在内容上包揽全球性历史,而更多地侧重于寻找及应用新的、从全球角度来观察问题的宏观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是选择那些具有国际性影响、反映了世界各地区历史发展的相互依存性的历史现象或运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以下的译文中,本特利教授凭其敏锐的观察力,论述了世界史学科的性质,概括了当前美国世界史研究的五大主要研究方法体系或动向:比较史学、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分别在生物·生态学或人类文化学与人种学影响下形成的两个交叉学科性的新研究方向。读者还可以了解到夏威夷大学世界史研究班(seminar)的教学目的、细节内容,以及世界史领域研究的前景。本特利教授自1976年起在夏威夷大学任教,发表过十多篇有关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论文,并已出版两本专著《人文主义者与圣经:文艺复兴时期对〈新约全书〉之学术研究》(Humanists and Holy Writ:New Testament Scholarship in the Renaissa-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和《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的政治与文化》(Politics and Culture in Renaissance Napl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他讲授的本科生课包括:世界文明史(上、下学期)、文艺复兴(1300-1500)、宗教改革(1500-1600)和欧洲之扩张(1500-1900);指导的研究班课为史学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和世界史。此外,他正在写作两本新著。一本的主题为1500-1900年间欧洲与非西方文明之接触与交往;另一本则试图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研究现实主义思想家(如韩非子、Kautilya和Machiavelli等)。他的论述史学编纂方法的《二十世纪之世界史:三个发展阶段及研究前景之展望》一文亦将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