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岭海”一称之意涵及其建立

“岭海”一词，从唐代开始出现，至宋代使用增多，尤其于宋人文集中频繁出现。“岭海”指彼时两广地区，因其地北倚五岭，南临南海而名之；且以“海”名之，其意涵常与濒临之海洋以及孤悬海外之海南岛相关联。唐宋时期，中原人士和岭北士人对“岭海”之观感和认识，很大程度上仍反映在“瘴疠”“蛮荒”“僻陋”等几个方面，这也影响了当时士大夫对任职两广或谪官岭南的态度。“岭海”一词开始被频繁使用，与唐宋时期岭南的开发进程密切相关，也缘于世人对岭南之自然地理环境及海洋人文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和了解。     

岭海地域的种族性名称辨析

地域名称作为空间和地界概念,包含程度不同的文化内涵,是地域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一.寻找内涵深厚的文化概念须在历史中考察其发展兴衰的逻辑.从扬越、扬粤、百越、南越、粤、南粤、广州,到广东(粤),构成岭海(岭南)地域的种族性名称的主线,其中穿插着或明确或模糊的指称.通过文化学考察,本文揭示种族性名称之兴衰和留存的历史合理性、岭海文化原创性和特异性等,发现岭海的种族文化之根在国内是特别深固的.     

诗派标准与“岭南诗派”

从元末明初开始,岭南诗人群已作为一股有影响的力量而崛起于诗坛,该地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日见繁盛的局面,这表现为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作品数量庞大,而且在每一重要时期,骚坛差不多都有其公认的领袖.岭南诗人向来“法汉宗唐”, “诗风雄直”,作品地方色彩鲜明,有着大体一致的审美旨趣.岭南诗人群体在元末明初崛起之后,便引起了岭内外诗评界的关注,在明中叶以降数百年中,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而受到评家的重视与认可.历史事实证明岭南诗派符合诗派的基本标准,但岭南诗派组合松散,没有系统、成型的诗学理论或纲领主张,前后也不存在继承关系,因此算不上是“自觉的”诗歌诗派,只是“非自觉”或“半自觉”的诗歌诗派.     

岭南地域文化环境中的唐诗意象创造

唐代大批文人士子由中原核心文化区移入处于汉文化边缘的岭南地区,造成了其身份和心态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感与岭南特殊的地域文化环境相作用,使唐人岭南诗歌在意象的特征和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异变,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以"岭海和瘴疠"、"客和囚"、"虞翻和尉佗"三种形态为标志的岭南诗歌意象群落;这一意象群文化心理内涵丰富,普遍表现为"去中原化"审美倾向,有着突出的悲惧感特征。     

岭南书坛历史与现实片议

(一) 近观<岭南风书艺探索展>,不禁对岭南书坛的历史与现实产生了联翩浮想.岭南书法,源远流长.自明清以来,岭南书坛更是名家辈出,"哲人书法家"陈白沙、政坛名流康南海等在为文为政之余视书法为"末事",却不意以书法震撼书坛.宋湘、吴荣光、李文田、叶恭绰、容希白、商锡永诸公,虽然各自"术业有专攻"而只是以书法为余事,却足为一时翘楚.但在当今有人仍然对岭南书坛的真实历史视而不见.     

凤凰在传统婚姻情爱中的意蕴解读

在婚姻情爱的众多禽鸟象征中,凤凰颇具特色.凤凰在婚姻情爱中的表现形式,其一为象征情侣或配偶,如: "凤凰配"、 "双凤配"、"鸾凤配"、"龙凤配"等;其二为情感的寄托物.凤凰的"性"变决定了其在婚姻情爱的象征中的角色演变.以凤凰比拟婚恋,不仅体现了情爱的和美、热烈、深厚,而且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才子佳人的理想爱情模式.     

论民俗的变迁与革新--从中、西节日比较看民俗革新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的灵魂.随着西方民俗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民俗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变迁.本文则从中西民俗的差异与对比、中国民俗的变迁与革新等角度对"俗随时变"等论题进行深入地反思.     

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

<正> 南汉是岭南历史上第二个封建割据政权,自唐昭宗天祐二年(905)刘隐为清海军节度使起,刘氏“坐拥百粤,闭关自擅”.“五十年来,岭表无事”.岭南经济在唐代基础上更进一步,南汉的国力也蒸蒸日上,成为堪与吴、南唐、前后蜀相颉颃的“富强”之国”.但史书对此记载太少,研究者鲜.人们对其认识残缺不全,总的评价也很低.笔者仅就现存零散的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发现,对这一时期岭南各部门经济的发展状况作一考察,并试作总体的评估.     

圣经象征学:神学家与文学家的共鸣——乔纳森·爱德华兹与圣经象征学

圣经象征学是贯穿乔纳森·爱德华兹布道生涯的一个重要主题。乔纳森.爱德华兹对圣经象征学的独到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了传统圣经学思想,将圣经象征学扩展到了整个宇宙和人类历史(包括宗教历史)之中;二是代表了圣经象征学极端观点之间的"中间道路",是一种更自由的、本体论的圣经象征学。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与莎士比亚、马丁.路德和英国形而上诗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不能被简单地归于"前批评"或"批评"范式两分法,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对当代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象征人类学视野中象征的构成要素

作为象征表层结构的象征符号分别包括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自然象征符号、社会象征符号、虚拟象征符号等主要的类型.而作为象征深层结构的象征意义则分别指涉人们在社会中长期形成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抽象概念以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等不同的意指对象.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