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校记辨误一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真宗咸平四年十一月辛巳,吴淑上言“车战之利,自古有之,放卫青、李陵、田豫、马隆及汉光武与敌战,皆用车而胜。”该书整理者出校说: “田豫,《通考》卷一五八《兵考》作 ‘刘豫’ 按《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谓刘豫灭南燕,‘有 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取得胜利。 而《三国志》卷二六《魏书·田豫传》不言豫为 车战之事,疑作‘刘豫’是”。今按,此条校记有误。 据《三国志》卷二六《满田牵郭传》载:“鄢陵侯(曹)彰征代郡,以(田)豫为相。军次易北,     

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

《汉书》记载西汉中垒校尉拥有“外掌西域”职权,后世学者对此却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西域”当为“西城”或“四城(门)”之误。但详查史书,未能见到证明中垒校尉掌“西城”或“四城(门)”的确凿史料。随着近些年西汉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班固关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记载得到了证实。     

唐灭高昌郡县城正误

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命侯君集、薛万均、姜行本等人发大军破灭在今吐鲁番盆地建立的割据政权高昌麴氏王国,“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新唐书·高昌传》除将“郡”误作“州”外,所记数字亦同。两《唐书》的这条记载是否可靠?经查回答是否定的。 1973年在阿斯塔那古墓区第516号墓中出土了《高昌延寿十七年屯田下交河郡     

《三国志》郑宝史料辨析

郑宝的史料问题有二:一、郑宝是想驱略百姓到江南去的“扬州盗贼”,还是为万民拥戴的地方领袖。这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在《魏书.刘晔传》和《吴书.鲁肃传》自相矛盾的记载,以后大多数史家就二者孰是进行辨析,结果都是赞同《魏书》,否定《吴书》。其实,《魏书》成书早于《吴书》,从《吴书.鲁肃传》刘晔给鲁肃的信上看,郑宝是江淮地区为万民拥戴,并被刘晔、鲁肃折服的地方领袖。二、《魏书》所记刘晔生平前后矛盾,进一步说明了关于郑宝史料问题上,《魏书》的记载不准确不可信,《吴书》的记载准确可信。     

关于汪国钧著《内蒙古纪闻》

1、前言 具体地记载处于清朝统治下的蒙古社会状况的史料格外缺乏,此事还与蒙古史料的变迁和收存状况有关。构成清朝统治时期以前的蒙古语史料的核心,是所谓“编年史”类史料,可是这种史料的记事传统终结于18世纪的前半叶。继而出现的是“系谱”类史料,不过即使掌握了王公的谱图,也不会了解此外的其他情况。再有《高僧传》一书,对于西藏和蒙古佛教史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史料,然而对于这些史料的利用则总局限于特定的范围。《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两部法律史料,是广义的有关行政方面的史料,但是为了更为有效地分析和研究,则需要依靠档案来印证。     

也谈诸葛亮的澹泊——与黄裳同志商榷

黄裳同志著文于《人民日报》,说如果相信诸葛亮“主张淤泊”,那便是“中了《商士传》、《隐逸传》以至《三国演义》之类读物的宣传影响,”“上了过去论客的当。”请葛亮究竟主张过澹泊没有呢?黄裳同志似乎说得过于绝对了。黄所举的一些读物,当然不宜用作分析诸葛亮的论据,但至少还有《三国志·蜀书》和《诸葛亮集》,可以为我们弄清这一问题,提供可信的史料。请葛亮主张澹泊,     

“辽城”问题商榷

<正> 近年来,陈述先生在辽史研究上多次提出契丹人曾在长城以南建立自己的聚居点“辽城”。他说:“辽代,通过各种方式,把长城以南的人带到北边的草地,在草地上建汉城;同时,也派草地上的人们来长城以南营建聚居点和辽城。”①辽代契丹境内曾经建立过汉城,用以安置流落至草原上的汉人。此事见于《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四十多年前姚从吾先生又曾在《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引证大量史实辨明“汉城在辽初的正解实在是一个类名,即是‘汉人居住的城’而不仅是一个地名”。     

《汉书·儒林传》辨误三则

《汉书·儒林传》是西汉五经经师的类传,成于众手,且传承日久,讹误难免。现根据《汉书》经师本传及他篇,并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考核稽查,再辨误三则:"夏侯建官至太子少傅而非太子太傅";"朱邑为大司农而非大司空";"王中不曾为元帝少府"。     

东越“草昧蒙翳”辨

东越“草昧蒙翳”辨胡牧一东越之名始见于《逸周书·王会解》“东越海蛤，巨人蝉蛇，……于越，姑妹珍……”的记载，据此，西周之初便已有了作为方国的东越存在。而《史记》有《东越列传》的篇名记载战国至秦汉间东匝与闽越之史事。《汉书吴王濞传》记吴王谋叛时，“南使...     

汉代甘肃略阳城考

汉略阳城是甘肃古代著名的军事重镇,后因种种原因湮没无闻。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简略且不一,其城到底在何处?至今说法种种,仍是一悬案。对汉略阳城地望,从史料上看,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 陇城镇西北说有人主张汉略阳城在唐陇城县(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九十里之陇城镇)西北。持此说法的代表史籍为《后汉书》李贤注及《通典》。《后汉书·卷一下·光武下》记载: (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正月。中郎将来歙袭略阳,杀隗嚣守将而据     

“三国”惑乱遗至今——易中天现象与三国历史论著的读者推荐

易中天现象是指易中天著《品三国》出版后,专家和普通读者在评价观点上相互对立的一种阅读现象。学科馆员首先要了解到,从历史演义来了解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大多数普通读者常态的阅读方式。对于三国历史豁著,学科馆员要从普通读者的阅读方式和从以史解文的视角,有选择地进行引导性推荐阅读。在推荐过程中,对于专家学者中某些代表性观点,如“文史混谈”、“非忠义观”等观点,应进行解析性评判。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比较批评

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批评的方法。他把《三国演义》与历史著作、唐宋诗词、元曲等进行比较,揭示了《三国演义》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把《三国演义》中人物与历史人物进行比较,说明了《三国演义》人物刻画的突出成就;把《三国演义》本身的人物、情节等进行比较,或探讨了《三国演义》人物的鲜明个性,或阐释了《三国演义》情节的"特犯不犯"。这样独具特色的比较批评,对读者深入理解《三国演义》的思想和艺术、后人的小说批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学再创作的启示

第一次把铜雀台与赤壁之战联系在一起的是晚唐诗人杜牧笔下的《赤壁》,它既是文学创作,更是文学的再创作。罗贯中编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毛纶、毛宗岗改编的《三国演义》里的“智说（激）周瑜”,就是文学再创作的不断升华;而且小说中人诸葛亮的蛊惑煽动与添枝加叶地背诵《铜雀台赋》,还是在杜牧文学再创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再创作。小说与...     

冯梦龙的历史小说理论与创作

本文提出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不是根据余邵鱼的《列国志传》增补而成,而是冯梦龙的独立创作。冯梦龙创作《新列国志》带有总结历史经验的动机,小说结构有其独到之处。在创作中形成了他对历史小说的基本认识,要求历史小说创作要严守史实,对历史小说和故事小说应该区别对待。     

《三国演义》在朝鲜广为流传之原因

根据文献中关于《三国演义》的记录,朝鲜对《三国演义》的态度,经历了否定和广泛接受的过程;《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在朝鲜广为流传,是因为它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表达了时代的声音,而且与“民间化”的儒家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国史记》夫余史料解析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涉及的26条夫余史料,对夫余历史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利用这些史料研究相关的夫余王,如大致推测带素的在位时间、夫台与尉仇台的关系等;二是《三国史记》采自朝鲜古籍的相关史料,可与中国正史中的一些史料互为补充,它对夫余王系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三是这些史料对夫余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以史解文与《三国演义》文史论著的读者推荐

《三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形成普通读者以文为史的阅读习性。又因作者忠奸、善恶观两极化、不可避免的迷信观念,导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发展前后不一,使普通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各种困惑。以史解文,就是要求学科馆员从三国历史的角度,引导普通读者正确认识《三国演义》中的描写缺陷,让读者在阅读和思考中,了解到在尊重历史和生活真实的前题下,文学作品也能体现出历史、生活的真实原貌。     

朝鲜朝燕行使者眼中的关羽形象

朝鲜朝燕行使者眼中的关羽是一个忠义、勇武的形象,这既是他们通过实际观察中国关庙的楹联、题额与塑像、庙制而得出的结果,更是朝鲜民族社会总体想象的集中体现.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关羽形象在中国出现了"异化"了的现象,这主要不是指人们狂热地崇拜关羽,而是指人们对关羽的崇拜出现了泛化的倾向.     

《三国志》对《老子》辩证法的发展

《三国志》对《老子》辩证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矛盾双方对立面的存在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2）斗争性是促进矛盾转化的根本原因,就三国时代而言,各种势力向何方向转化,关键在于能否使用人才;（3）明确提出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因此,陈寿不但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还是著名的思想家。     

朝鲜早期史书辨析

通过对朝鲜早期史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和内容的详细的统计和考证可以发现古籍中所提及的“古记”、“乡传”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史书,而是早从三国时期就出现的数量繁多的史书的通称;这些史书又可分为专门史和通史两大类,其中通史系统源远流长,在三国、统一新罗和高丽初期历经三次大规模改造;“旧《三国史》”是否是三国综合通史的问题目前只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