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叶名琛

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一个历史人物,国人普遍认为他昏庸无能,但是在西方人眼里,叶名琛绝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满清昏官。在包令等外交官的眼中,他傲慢固执,是中国排外势力的代表;在普通英国民众眼里,他凶残嗜杀,是迫害英国人的广东屠夫,在额尔金等联军将领眼里,他是强有力的敌方首领,是反抗势力的标杆人物。不同的人对叶名琛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了解西方人眼中的叶名琛会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     

关于被英军劫夺的清代广东省衙门档案

目前在英国藏有大批汉文中国历史档案资料,其中包括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国侵略军劫夺的广东省衙门档案。叶名琛时任两广总督,因此这批广东档案又被称为“叶名琛档案”。不久前已由英国研究人员对这批档案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分类。为了向国内史学界介绍这批档案的基本情况,笔者在参阅多种中外文资料的基础上,撰成此文。一、广东衙门档案的被发现近三百年来,英国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国家,尤其在前二百多年,是最主要的国家。英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收集和保存了大批近代中国的历史档案资料,数量极为庞大,内容非常丰富,甚     

明代广东巡抚与两广总督的设置及其历史地位

明朝政府从正统以来设置广东巡抚,从景泰开始设置两广总督,但终明之世,广东专职巡抚不常设,多以两广总督兼理巡抚。本文就督抚产生的原因、设置情况及其历史地位作些论述。一、广东巡抚明代,巡抚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朱元璋命懿文太子巡抚陕西①,而巡...     

徐广缙与广州反入城斗争新探

广州入城问题是鸦片战争后中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学界对此已经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两广总督徐广缙的作用和认识则鲜有论及。其实,徐广缙领导广州反入城斗争取得了胜利,化解了中英长达七年的外交纠纷,1849年后的英人入城之争纯属包令个人行为所致,并非两国间外交纠纷的继续。     

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续完)

五遂溪人民的英勇抗战与清政府的屈辱投降在遂溪人民积极准备抵抗的同时,中法之间的外交谈判于1899年3月开始在北京、巴黎间恢复举行。对于法人恃强侵占我国领土并拖延划界问题,两广总督谭锺麟与广东巡抚鹿传霖在1899年2月24日上奏光绪帝,表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指出法兵登陆后的暴行:“不照会地方官,径行登陆占据炮台,坚立法旗,并于离台后数十丈建椿造桥,意图永久占据,任意修筑、掘毁攻墓,人心已怀愤恨,复纵法兵入村骚扰,反借词民众哄斗,竟放枪炮,伤毙村民先后数十命,焚毁民屋数十间,海头村附     

试论广州钦差大臣制度的形成及其终结

<正> 广州钦差大臣制度在1844年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清政府“置外务处理远离京师”的传统政策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应用和延伸.面对西方炮舰政策的压力,清朝统治者尚未能有意识地运用国际政治生活规范来处理对外事务.正因为如此,这种体制其试验阶段就呈现了许多局限性,难以适应中外关系日益尖锐复杂的新局面.故在其实施十五年之后,清政府就不得不明令裁撤,代之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然而,让两广总督例兼钦差大臣头衔,主持全国五大通商口岸的对外事务,特别是授之以在特殊情况下具有“便宜行事”这种近似于西方全权代表的权力,在客观上表明清朝统治者已改变了将西方国家视若朝贡国的一贯看法,从而在对传统外交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了通往近代外交体制的第一步.     

论郭嵩焘抚粤与罢职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其遭时人贬斥、争议的，除三年使 西，便是三年抚粤。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开始的， 先后与两广总督毛鸿宾、瑞麟及闽浙总督、节制广东军务的左宗棠发生交恶构怨，又遭粤 省绅商的谤议而名声大坏，最后罢职而去。其由来、政绩，与三总督交恶及被谤的是是非 非，本文拟作一个客观叙述与评价，以澄清历史真相。     

1902——1905年广西会党起义军在贵州、云南的活动

1902——1905年遍及广西全省的会党起义,是武昌起义爆发之前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斗争。起义军的活动越出广西,远至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其中一部还跨海进入海南岛。起义军向外运动,曾引起清政府的极大忧虑。1903年驻藏帮办大臣桂霖曾忧心忡忡地上书说:“粤匪再溃裂四出,防剿两难,发逆之祸,殆不旋踵。”两广总督岑春煊更直截了当地说:“此匪再溃裂四出,天下事尚可问耶!”但是,使清政府“日夜忧惶”的会党起义仍迅猛发展并一再扩展到邻近省区,     

马英九的挑战

马英九上任已有一年又两个月,各方面的评价和反应杂陈。“活路外交”,“两岸松绑”,“振兴经济”应是马英九执政以来三个重点。“外交休兵”基本实现;两岸松绑获得明显进展,成为马“执政”以来最亮丽的政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岛内经济困局,提升了岛内民众对马英九“拼经济”的信心和支持度,     

明代广东财政结构变迁下鸭埠之制的兴废与利权争夺

鸭埠税是明清时期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特有杂课名目。成化六年（1470），两广总督韩雍以鸭埠之制与“细民”争利而将其革除。正德二年（1507）清查各省钱粮运动后，两广军门设法增开饷源，鸭埠之制得到恢复，但其所入从杂课变成军饷。正德八年，鸭埠税再度被广东按察使陈雍废除，其背后反映的是广东地方“官族”争夺鸭埠利权的诉求。戴璟、霍韬、叶春及等士大夫在嘉靖、万历年间多次呼吁恢复鸭埠之制，均未见成功。万历二十七年（1599），鸭埠在神宗税使干预下再次开征，地方“豪右”通过缴纳少量的鸭埠税获得官府确认其鸭埠利权的颁帖。明末鸭埠税屡征屡废，由榷税变而为辽饷，再变而为地方乡兵经费。明代广东鸭埠之制兴废的核心问题，是朝廷、两广军门、地方官府财政利益与地方豪强利益的争夺与分配。     

清末“屠官”岑春煊

清末“屠官”岑春煊张华腾岑春渲（１８６１－１９３３），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曾任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大理寺正卿、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四川总督、邮传部尚书等职，是清未政坛上吐咤风云的人物。他在任职...     

略论广东外贸亏损的因原及其解决途径

赵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中指出:“千方百计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是一个核心问题。”陈慕华同志说:我国对外贸易“除了互通有无,还有一个经济效益合理性问题。”这就是说,经济效益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来说,都是“一个核心问题。”外贸也不例外。广东外贸的经济效益如何?自1979年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广东外贸出口有了大幅度增长,三年翻了一番,对广东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促     

试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1926年7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统一中国,复兴民族”为目标,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进军,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惊恐.本文试对这一历史时期,中日外交史上所发生的问题作一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进而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由“协调外交”向“强硬外交”演变的原因及其本质.1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实行,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紧密相关的.北伐战争前夕,世界奉行“国际协调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体制下”,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主要是遵循与英美等国的协调,并在《九国公约》确立的“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下,尽可能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1924年6月,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日本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前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开始了“币原外交”.     

张之洞创办广东钱局考略

清光绪初年,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在广州创办了广东钱局。关于创办经过,以及初铸机器版制钱、银元的年代等问题,诸家说法不同。这篇小文试就涉猎所及,对这些问题略作考辨,不当之处谨请指教。广东钱局创办年代和规模从清王朝建立到鸦片战争发生的近两百年中,清政府实行的是银两与铜铸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初,中国对外贸易常呈出超,白银内流;     

美帝国主义对广东教育事业侵略簡史

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除了进行政治、經济和軍事的侵略之外,更加注重被美帝国主义称为“不外交的外交”的文化侵略活动。仅以教育事业而論,自从美国退还庚子賠款规定用于“发展”中国教育事业以后,大約經过四十年的时間,“在中国的二十     

重评许乃济的弛禁策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他的关于解决鸦片危机问题的弛禁策。这是一个“据实直陈”的大胆的新建议,它完全违背了清王朝自雍正以来一百多年间所采取的传统的禁烟策,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道光帝传谕军机处将许折抄转给烟毒为害最敏感地区的大员两广总督邓廷祯、广东巡抚祁(?)、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令他们“会同妥议”,发表意见。由于两广地区的大员最了解烟毒泛滥的实际情况,因而能较多地考虑现实问题,“会同妥议”结果,表示一致赞同许     

蒋廷黻外交史料学理论与实践

蒋廷黻在近代外交史学界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他的外交史研究范式的构建则来源于数十年外交文献的整理编撰工作。他以史料评论的特殊方式,来阐述“信、新、要、通”的四字史料评价及编撰标准。又兼采西方近代治学特点,搜集档案,并完成两部史料专著的编撰。其外交史料学的理论与实践,对推动近代外交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清末澳门的勘界谈判

一、澳门界务交涉的由来１８８７年《中葡条件》拟订期间,围绕澳门划界问题,中葡双方曾有过激烈斗争。葡人与英国人赫德、金登干相勾结,擅自在条件中“永驻管理澳门”一款后面,加进了“及属澳之地”等字,为以后借口划定“属地”,任意扩占我国领土埋下伏笔。当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徵等人察觉到葡萄牙人的阴谋,主张首先划定澳门界址,才能与葡萄牙签约。为此,他们多方搜集澳门界址资料,作为交涉时的依据。１８８７年９月间。吴大徵带领几名高级官员前往澳门附近调查界址变化情况,发现澳门界址比较复杂,“有葡人原租之界…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与“和”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在“华夏中心说”的思想基础上追求“和”的矛盾体,它经历了由人与人的交往规范到国家内部制度,再到国与国的交往规则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母体就是古代“宗藩外交”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既摈弃了“华夏中心”的理念,又继承了和发展“和”的外交思想,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软实力,并结出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的洋教观

清光绪年间,由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广州创建的广雅书院,是清末社会转型时期岭南地区的文化摇篮。本文以书院第二任院长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考察朱一新对入华数百年,于士习民风影响颇深,且自鸦片战争后日益困扰清廷外交的洋教的基本看法,探讨其洋教观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