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核心主张和治理方略

21世纪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国际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社会相互依赖度提升以及全球问题影响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程度的加深,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符合国际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社会期望的全球治理观念。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立足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继承中国传统“天下观”和新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崇高价值目标,在经济领域,建设开放、创新、联动和包容的世界经济;在安全领域,坚持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观;在生态领域,坚持共同、绿色和法治的全球生态文明观;在网络领域,建立尊重主权与协同合作的网络治理机制。习近平全球治理观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进入新时代。     

逆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 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转型

<正>【内容简介】本书从全球治理的格局、价值、机制和主体四个维度衡量全球治理的转型,认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低碳经济大国,已经成为全球低碳经济格局重要一极,改变着全球区域气候治理格局。中国奉行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使全球治理价值观更加多元。中国在新兴全球治理机制中积极倡导金融与气候治理的结合,其地方政府也以独具特色的身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维审思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深刻反映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时代产物,它的提出紧扣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现实需要,彰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中国智慧。从理论逻辑看,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认知参照,推动着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从历史逻辑看,它顺应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趋势,立足中华文明基底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在新型文明观构建中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方向演变;从实践逻辑看,它注重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引领,培育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球治理机制。澄清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对于理解如何摆脱全球治理困境、变革全球治理秩序大有裨益。     

韧性治理：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应对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式刚性治理和“弱国家,强社会”式柔性治理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自下而上的柔性治理造成风险应对失效,而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刚性治理模式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流动性”与“精准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内在矛盾使刚性治理存在治理风险。为了应对疫情常态化治理的要求,在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之间存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治理机制。通过韧性治理自发性、自适性、主动性的动态治理模式,进行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公民韧性和环境韧性建构,可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流动性、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控性。     

生态文明语境下生物多样性法治的完善策略

生物多样性是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中国现有的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存在“主流化”规范缺失、对生物安全保障回应不足等问题。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应基于生态发展观、生态协同观和生态合作观,实现多元价值协调,遵循整体主义的生物多样性法治路径,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为此,应充分利用环境法法典化的契机,推进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化;以风险预防为原则,健全和完善关键制度;健全协调机制,完善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     

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三重维度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兼具世界意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全球治理观。正确把握习近平全球治理观必须要坚持价值、理论和实践三重维度,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任务基础上深刻理解其价值意蕴;在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的基础上科学把握其理论内涵;在全面总结习近平全球治理重要论述与实践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其理论特色与贯彻理路。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及其管控

机制碎片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和重要趋势。但在围绕整体性治理与复杂性治理的长期争论中，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未能就机制碎片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向度作出判定，从而无法阐明面对整体性治理机制的低效或停滞，符合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基本取向的机制碎片化发展为何没有实现多元协调和有效治理，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文章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人类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共同催生的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下，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全球风险在国际体系系统层次引发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取代个体有限理性，成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建立合作秩序的主要障碍。为消减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管控机制碎片化，全球治理机制构建的价值应当被理解为向行为体提供应对“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空间。以务实性治理实践缓和机制间竞争，以互补性机制协调抑制“规则套利”，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塑造确定性合作共识，促使各治理主体在机制复合体中聚焦共同治理目标、形成共同责任感、凝聚治理方案共识、提升共同行动能力。     

“全球本土化”:世界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危机之出路

“全球本土化”是在世界风险社会背景下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新出路。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脱钩趋势,似乎在埋葬全球化,各国“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反映了全球治理的不足与缺位,世界风险社会正呼唤新的治理秩序。“全球本土化”作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意味着在全球治理缺位和全球性挑战蔓延的双重背景下,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可以结合本土化治理体系,进行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中国有望率先通过乡村的全面振兴、发挥乡村本土化优势,开创出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全球本土化新实践,以“有组织地负起责任”,为各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开拓出新的治理模式。     

经济全球化重构与“一带一路”新征程：目标及方案

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平台。当前,百年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重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并伴随经贸阵营化和武器化的上升风险,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但全球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进一步扩大。引领新型全球化是共建“一带一路”新征程的重要使命,主要体现在倡导普惠包容的新型价值理念,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规则,培育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新型发展动能,这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展望下一个十年,中国要坚持“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结合,聚焦“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和新领域、防风险等层面,更加高效安全地配置全球优质资源,为塑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作出积极贡献,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广阔的战略空间。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论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它回应了时代的呼唤,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权平等、和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作为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的核心内涵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相互尊重、平等独立”的国家主权观、“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相结合的整体人权观、“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全观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可以通过国际立法、司法判例和塑造国际习惯等方式予以传播。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是中国外交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具有时代进步性,它丰富了国际法的价值理念、推动了国际法的新发展以及拓展了国际法未来发展的空间等,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     

《尚书》的风险治理观研究

《尚书》为治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风险提供了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其中不仅包涵着不同类型的风险观,并且在质朴的以人为本的基石上构建了以"德""法""礼""乐"治理风险的风险治理观。在全球性风险风靡于世的时代背景下,它为我们科学应对当前的社会风险提供了诸多重要的启示。     

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采取的是＂压缩型＂的跨越式发展模式,在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完成的现代化里程,极大地刺激了风险的产生,风险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很多领域不断呈现。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状况的描述和分析,为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丰富的借鉴。有鉴于此,需要最大限度地防范和规避风险,走综合生态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谋求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风险治理的全球合作;增强人们的风险观念和风险意识;反思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现代科技风险的社会控制

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现代科技正成为最大的社会风险源。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可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对现代科技风险进行社会控制,以减少风险发生的频率和降低风险危害的程度:培养科技风险意识,强化科技风险管理;建构控制体系,采用技术、法律、道德等手段进行综合控制;建立科技风险评估机构,形成科技风险评价机制;加强国际合作,进行全球治理。     

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风险及其控制

社会风险是指由于宗教信仰、社会治安混乱、社会风气腐败、文化素质低下、突发事件等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危及社会和个人安全的可能后果。我国今后10到20年的重要战略时期,正是社会风险的“高发期”,主要表现为:失业、腐败、贫富不均、社会治安恶化等。要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必须建立完善、高效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包括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社会风险分析系统、社会风险控制系统、社会风险补偿系统。     

美国农业巨灾保险管理及其启示

农业巨灾已经成为威胁全球的灾害事件。美国通过“特别灾害救助计划”、“巨灾风险保障机制”和其他办法积极开展农业巨灾保险,并且采取了财政、税收、再保险和紧急贷款,特别是农业巨灾证券化等手段来分散和转移农业巨灾风险。实践证明巧妙利用农业巨灾保险这种社会互助形式,基本建立农业经济“安全网”,可以起到稳定农业经济、提高国民整体福利水平的作用。这些为我国开展农业巨灾保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非营利组织发展浅论

非营利组织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社会发展、稳定、进步有着必然联系，被视为影响当前全球发展的第五大因素。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末出现的世界范围的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有可能同19世纪民主国家的崛起相媲美。随着我国入世后的形势发展，尤其是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深化，加大培育和发展的力度，促使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已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现实任务。     

宗教社会功能的二重性与社会和谐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宗教的社会功能具有二重性,其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就是和谐与失序,稳定与混乱。而以“全球伦理”与“全球责任”为目标的宗教对话,则对增进宗教理解,解决宗教问题,达到社会和谐与文化共融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我国,处理好宗教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宗教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网络文化的全球趋同性与民族特性

当代世界信息网络的发展既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机遇 ,同时又产生了网络文化的全球趋同性与民族特性之间的矛盾。在经济水平、技术手段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使我们面临着西方网络文化的严重冲击。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以保护我国民族文化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重构全球治理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紧迫,全球性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及全球竞赛规则。若要解决这些问题,国家间必须进行合作,采取集体行动。全球性议题强调团结合作、社会公平、民主和政策有效性。这四个方面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属性与充分治理的标准。全球治理的推动力主要是指脆弱的全球结构、华盛顿一揽子政策(华盛顿共识与华盛顿安全议程)和当代地缘政治分布的新兴体系。然而,国际机制急需改革,决策者与决策执行者之间的对称性与和谐性受到挑战。若要克服全球治理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并协调国家集体行动、强化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发展多边规则与程序。当然,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民主问题亦不容忽视。     

中国在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位于地球环境变化速率最大的东亚季风区,又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人口剧增的时期,人为和自然因子对环境的扰动显得尤为突出。这一严峻形势所包含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为我国全球变化研究形成了机遇和挑战。本文简述我国科学家关于全球变化的一些共识,着重介绍了我国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因素对全球变化研究的作用,并就我国全球变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谈了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