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不停滚动的桶——绿原诗歌艺术的衍变

被称作“七月派”的一批诗人,由于“胡风事件”的牵连而纷纷沦为阶下囚.经历了长期精神煎熬的绿原,以他饱经沧桑的诗笔重现自身的精神风貌时,已经把许多苦难的记忆熔铸在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之中.从嘲笑呵斥“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到同情理解“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是绿原从革命者到思考者所走的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绿原作为一个诗人的真正价值,并不是他为人们提供了何等正确的思想观念,而是他以自己的诗歌坦诚地描述了他的存在方式.因此,一个诗性的绿原,知性的绿原,理性的绿原,当他在诗中时而如此时而如彼地表达和表现自己的艺术感受和诗性直觉时,我们所看到的便是他的丰富复杂,他的斑驳陆离.     

颤抖的钢铁的轰鸣——论绿原建国前的诗歌

绿原是“七月诗派”的主将和出色代表。其诗歌创作的抒情特质是“冷硬坚实”，有如“颤抖的钢铁”的轰鸣，而这既是他的诗歌艺术的个性，也包含了“七月派”诗人生命与人格的共性。唯其如此，其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就表现为敢于在创作中，“赤裸裸”地展露抒情主体血火交迸、凌厉高蹈的精神与灵魂的原状；而其外在的表征，则是能够在寒凛袭骨的艺术气氛中，显示出“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深刻力度。用鲁迅的话说，它是“憎的丰碑”与“爱的大纛”的圆满的统一；是诗人一切从对人民的热爱与关切出发，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当成“反映人生、促进人生的手段”以及现实斗争的武器，从而最终使之成为“人民的乳汁和眼泪的结晶”的生动体现与很好证明。而用生命的真声来显现主体人格的高尚，则是绿原以及“七月派”诗歌之最宝贵的抒情品格与审美价值。     

中国现代诗学史的原初论题

中国现代诗学是诗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短暂而重要的阶段,学说观点复杂众多,初步形成了“人生与艺术”、“古典与现代”、“本土与西洋”三组具有某种对应性的诗学理论(主题)范畴,而20世纪20年代前后关于“人生与艺术”问题的讨论和论战无疑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第一话题。传统的文学史观念往往将这一问题局限在“文学研究会”与前期“创造社”的争论中,其实这一论题有门户之见的宗派根源,更具有诗学意义的重要性和覆盖性,反映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初级构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过程。     

守住梦想——我的学术道路

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这里有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沟通,又有中国诗学和外国诗学的对话。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传统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理论从新的视角揭示了文学的性质，即文学是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鲜活的审美体验的话语方式，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表现出了强烈而自觉的主体间性意识。围绕《金瓶梅》的创作过程，张竹坡揭示了作家在艺术虚构、生活体验、创作构思及艺术表达等阶段的主体间性，即作家必须与生活现象、文本做主体间的交流。张竹坡指出：《金瓶梅》作者“入世最深”，依“情理”、“借海扬波”、“依山点石”，以不同的“笔法”、“犯而不犯”、“白描”等艺术表达技法塑造人物形象，借小说以“泄愤”。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极具现代意义和独特价值。     

现代诗歌审美价值标准论

诗歌的审美价值标准是中国现代诗人们长期讨论的一个诗学重要问题。现代诗歌审美价值标准主要有“真”、“善”、“美”统一说，“价值”与“效率”统一说、“内容”与“形式”统一说、“现实”与“艺术”平衡说等。它们在现代诗学史上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至今对中国新诗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细读李金发——兼论中国的现代诗

“远取譬”的比喻方式、“省珠串”的句式以及表现“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是李金发诗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改变了诗歌意象的肌质、组接方式并显现出一种不以意境为归宿的艺术追求,这就突破了以意境为核心的中国古典诗学的统驭,为白话新诗的创作,引入了一种新的诗学精神。李金发诗的特点,也就是现代诗的特点,作为象征诗派代表人物的李金发,开创了中国现代诗的范型。     

巴金:悲哀的体验者与表现者

托尔斯泰在《论艺术》中指出：“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语所表达的形象来传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种同样的感觉一一这就是艺术活动．”巴金的创作活动与托尔斯泰的论述是相吻合的．巴金是在感受和体验了各种悲哀而难以排适之后才开始创作的，所以，他首先是悲哀的体验者；他又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倾诉人类的悲哀和自己的悲哀，所以他又是悲哀的表现者．听听他自己的表白：“我虽不能苦人类之所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我底心里燃烧着、种永远不能熄灭…     

论"养气"说的形成与发展--以孟子、刘勰为中心

“养气”说是中国古人对学理论的重大贡献。孟子始从哲学角度论后天主体意识修养对人崇高精神境界形成的重要性，此论亦可推及艺术意义；刘勰则直接从艺术意义上论学创作中作家“蓄气”守气”、巧妙用气的重要性，并进而将自己的观点与孟子的观点合而兼论，认为作家能做到气得其养、又善巧用，创作中将会获益无穷。     

精深的冯至与博大的艾青--中国现代诗两大家叙论

文章探讨了冯至与艾青现代时期的诗歌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认为冯至和艾青在抗战时期以其或精深或博大的创作使中国新诗臻于成熟的现代诗。冯至从20世纪20年代的青春抒情到40年代的存在沉思皆独步一时,对中国诗歌的“言志”传统作出了现代性的拓展。尤其是《十四行集》完美地融合了深刻的沉思和精湛的艺术,将中国现代诗的水准提升到可与伟大的中外诗歌经典相比美的境界。艾青在抗战爆发前后十年间的创作成功塑造了一个诗的“现代中国”的总体形象,这是百年来中华民族从深重的危机中艰难崛起、通过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诗歌中的创造性表现,虽不是史诗而胜似史诗,允称杜甫之后中国诗歌的又一丰碑。     

论中西方讽刺诗的文体风格及形态的差异

讽刺是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艺术,讽刺诗是源远流长的世界性诗歌体裁.中西方政治、文化及诗歌生态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中西方讽刺诗在文体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中国讽刺诗具有节制宽容的风格,嘲世的较多.西方讽刺诗直接尖锐,嘲人的较多.讽刺风格的差异决定了文体进化的激进与保守.中国讽刺诗人做人的保守和讽刺的中庸决定了讽刺诗文体形态的稳定,西方讽刺诗由于讽刺诗人的激进造成了文体形态的多变.西方讽刺诗人做人更自由,讽刺诗文体的形态比中国的更丰富多采.     

民族性:浓、淡、无多元相存--论20世纪末期少数民族女诗人现代汉语诗的抒情倾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现代汉诗中的女性诗歌繁荣的时代 ,民族女诗人成为其中重要的力量。由于生存环境及所受的汉化教育不同 ,这一时期的民族女诗人的汉语诗歌写作出现了不同的抒情倾向 ,诗中的民族性的含量各有差异 ,初步形成了纯粹的民族的、将本民族与普遍的人性结合的、只是抒情方式及书写方式具有民族气质的、与汉族诗人无异没有民族特质的四种抒情倾向。这些抒情倾向可以给 2 1世纪的民族诗歌带来启示 ,特别有助于处理本土与外来文化及诗歌的关系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

对宋诗的批评,元氏从＂风雅正体＂着眼;严氏从＂别材别趣＂着眼。关于纠正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弊端的措施,元氏主张开阔视野,写真景,咏真情;严氏主张学习盛唐诗歌,重在＂兴趣＂。在宗唐方面,元氏不分时段,继承面广,侧重于表达的内容,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多选中、晚唐诗也予肯定,对韩愈诗推奖甚力;严氏划分时段,独推盛唐,侧重于内容的表达,对王安石诗选、韩愈诗作极为不满。     

绿原诗歌研究综述

本文综述了研究者对“七月派”诗人绿原20世纪40年代至今诗歌创作的研究状况,从诗歌的阶段性研究、整体性研究、特殊视角解读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研究等多视角进行了分析,内容涉及到绿原的诗品与人格,从中可以看到诗人诗心的坚守、岁月的磨练、生命厚度的积淀使其创作不囿于初期的诗风,不断地超越自我,纵观他一生的创作,他的“为人民而歌”的诗思从来没有停止。同时把绿原诗歌放在文学史中进行反思并探讨,更能够体现其诗歌的价值以及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东方智慧下的生命时空和汉语写作——论任洪渊“汉语文化诗学”

学者型的诗人任洪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智慧＂,其对新诗与传统、时空状态及生命写作、汉语个性与文化意蕴、＂诗学＂重建及其历史关怀问题的关注,构成他的＂汉语文化诗学＂理论的主体,这是任洪渊诗歌观念的历史构成,也提升了他的理论高度,扩展了他的写作空间。     

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金发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不但拓宽了诗歌主题,将现代艺术所关注的命题——诸如丑恶、死亡、虚无、恐怖等介入主题,思想内容更具有现代特征;而且还提供了与以往新诗完全不一样的新的表现技能,即将波德莱尔等西方象征诗派所提倡的“发掘恶中之美、强调色彩的表现力”等艺术表现手法借用并移植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赋新诗于新的变化和生机,开创一代新的诗风。     

论中国散文诗问题形态的基本生成

20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契合的产物,是20世纪中国抒情文学文体中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在五四自由诗运动时期受到很多作家和诗人的喜爱,迅速完成了散文诗文体由西方向中国的译介和被中国化的文体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文体成熟进程.20年代初中期是中国散文诗进入自觉状态后的第一个高峰,涌现了一些独具风格的作家作品,还形成了比较粗略的艺术流派,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散文诗的文体特征和文体风格.偏重于散文的西方散文诗在中国被严重诗化,更偏重于诗.     

特殊的元代边塞诗及其传承意义

元代边塞诗和之前历代边塞诗相比,自有它的独特之处。无论是内容、情感上的变化,还是继承与发展两方面的时代特色,元代边塞诗都展示了它独有的魅力。若将其放进整个边塞诗发展史中,它的特殊性更加鲜明。它拥有身份特殊的诗人群体,也有不断变换的创作体式,它在古代诗歌史上的承上启下作用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和韵的产生与流变

和韵是中国有近1200年历史的诗词创作方式,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汉语诗歌写作中也受到尊崇,成为古代汉文化圈带有普遍性的写作行为。和韵正式形成于唐代,创始人是元稹和白居易。唐代浓厚的诗歌氛围、近体诗的成熟和元白的个性特征是和韵产生的主要原因。和韵有共时性和韵与跨时代和韵两种类型。跨时代和韵开辟了与古人进行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的新渠道,也为诗人提供了一种文字消遣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