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白居易对《周易》的受容

“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头”,科举官僚白居易与《周易》发生关系,《周易》对白居易的深刻影响,或者说白居易对《周易》的受容,贯注了白居易的一生和整个生命历程。从取名命字到科举考试,从思维方式到行事方式,从为政理念到刑法思想,等等,无不体现了自居易与《周易》之间受容与被受容的关系。     

论杨贵妃的传说以及《长恨歌》之恨——与周煦良、俞平伯二位先生商榷

读了《晋阳学刊》八一年第六期刊载的周煦良先生《〈长恨歌〉的恨在哪里?》一文以及周煦良、俞平伯二先生《关于〈长恨歌〉的通信》,对于二位先生的见解不敢苟同,因作此文,求教于二位先生及关心白居易《长恨歌》的其他同志。二位先生的主要见解是:白居易在《长恨歌》后半篇中是“以极其隐晦的手法写当时民间的一个传说,即当日杨妃在     

白居易的诗歌用韵

白居易的语音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唐时期韵文的押韵情况.他的诗歌用韵有哪些特点?《福建师大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马重奇的文章提出,白居易比李白和杜甫的     

是“浊上变去”还是“上去通押”——与池曦朝、张传曾二同志商榷

<正> 《切韵》《广韵》中的全浊上声字,后来在北方话里一般都变为去声,这是大家早已公认的事实。音韵学家把这一变化称之为“浊上变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中,有不少全浊上声字与去声字押韵,这也是不少人已经看到的事实。从《中原音韵》看,“浊上变去”在北方官话中,至迟在十三四世纪已经完成。那么这一演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白居易诗歌中全浊上声与去声相押,是否就能证明当时“浊上变去”已在变化之中呢?对这一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杜甫《除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

杜甫的《除草》诗描述了一种令人望而生畏、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毒草;白居易《送客南迁》中的“[艹燅]草”是他在南方生活的一个“困苦”之事。一般注家对杜甫所除之草和白居易的“[艹燅]草”或语焉不详,或理解错误。杜甫所除之草与白居易《送客南迁》之“[艹燅]草”都是荨麻,是一种毒草。     

《白氏六帖事类集》与白居易诗文创作的关系——兼论其对于点校《白氏长庆集》 的价值

隋唐以来,随着科举考试和士子创作的需要,私撰类书大量涌现,尤以文人私纂小型类书的流行最为突出。这其中就以中唐著名文人白居易所撰《白氏六帖事类集》最为著名。《白氏六帖事类集》的主体部分是白居易在准备科举考试期间的读书笔记,代表了白居易早期的知识构成,也是白居易诗文创作的素材库,所以此部类书对于理解白居易的诗文和《白氏长庆集》的整理和校注都有很大价值。     

从诗作看白居易对《齐物论》的接受

本文从《庄子·齐物论》的主题出发,考察白居易对《齐物论》的接受及《齐物论》对白居易诗歌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齐物论》中的“个体自足”、“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等思想在白居易那里一变而为“遂性逍遥”,进而成为白居易标榜“庸人”、摆脱社会承担的道德理据;《齐物论》的“吾丧我”、“心如死灰”等哲学境界,成为白居易“消心”(消除自己的道德牵挂)的理论出发点;《齐物论》中“人生如梦”的感叹,更成为白居易“及时行乐”、“知足常乐”人生态度的哲学依据.总之,庄子超越性的哲学,成为白居易应对日常生活苦恼和道德难题的“智慧”之源,也成就了白居易诗歌的通俗特色.     

谈“无”“夫”及其它——鱼虞模歌戈探源

读唐诗,朱庆余的《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虫岂)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末都有一个“无”字。不单这两首诗,另外还有许多诗都有由作疑问否定转为助词的“无”字,如:白居易的《苏州故吏》:“江南故吏别来久,今日池边识我无?”《岭上云》:“自生自灰成何事?能逐东风作雨无?”《戏问牛司徒》:“不知诏下悬车后,醉舞狂歌有例无?”《梦得卧病,携酒相寻,先以此寄》:“日晏开门未?秋寒有酒无?”这些个“无”都是什么意思呢?据扬杨伯峻     

从白居易的性情看《长恨歌》的主旨－兼谈词体生成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以往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主旨的探讨主要是以作者的政治观点、思想态度为出发点的.从新的角度解读可以见出,白居易的性情特征与他的文学创作关系非常密切.白居易乃"最深于情之人",易于感怀,情感细腻;因此,《长恨歌》的主旨主要应是表达了作者对像李、杨爱情这种亘古难全的人间憾事的深沉喟叹.白居易的这种性情特征对词体的生成影响巨大.     

一篇《长恨》有“风情”

<正> 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近年不少学者撰文作了新的有益探索,颇能给人以启发。然而,他们似乎没有充分重视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的评论,而这本来是可以给我们的探索以很大帮助的。白居易曾经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诗中不无用意地告诉人们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有风情”三字实际上正是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主题所作的精辟概括和巧妙提示。因此,只要我们求得了“风情”的正确解释,随之也就求得了《长恨歌》的真实主题。那么,“风情”究竟是指什么呢?本文着重探讨的便是这一问题。“风情”是古代诗文中习用的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它似乎有着不同的含义。李     

从白居易的情理观看《长恨歌》的主题

从白居易的情理观看《长恨歌》的主题王太阁《长恨歌》的主题，聚讼纷坛，见仁见智。本文将以白居易的情理观为依据，从分析情理矛盾的角度入手，在善与美的悲剧冲突的美学理论的层面上，重新审视《长恨歌》的主题，冀以得出更加切合作品实际的结论。白居易是一位感情丰富...     

香山寺及白墓遗址考

关于白居易墓地,《旧唐书》本传上说,乐天“遗命不归下邽,可葬於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李商隐在白居易墓碑中亦谓“随葬龙门”。但如满师塔今在何处?现在白公墓地是否真实?对这些问题,当前学术界尚有争议。     

白居易子嗣考辨

白居易的子嗣情况一直是困扰历代学者的难解之谜。通过对《白居易家谱》、《白邦彦墓志》等新发现的文献进行详细考辨之后，发现白居易确实是以侄孙阿新为后，阿新为白景受之子白邦翰。白景受即龟郎，他作为嗣孙之父，而被视为白居易的嗣子。     

《长恨歌》主题思想新探

白居易的名著《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在长时间里,褒贬之辞,毁誉之说,竞相争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一些文章的观点趋向一致,都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歌颂爱情,似有总结和定论之势。但是,我觉得用“爱情说”来概括《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不妥。我认为,在《长恨歌》里,白居易通过对唐玄宗、杨贵妃荒淫误国的讥讽和对他们彼此怀恋的描述,表达了对唐玄宗晚节不终的深切惋惜,以告诫后来的帝王慎始善终。下面,对此谈些粗浅的意见,以引起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元和政坛与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流变

盛世回忆在唐宪宗朝具有政治符号的作用:宪宗即位之初,李绛等人凭借盛世回忆与唐宪宗产生政治默契,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其文学表现;元和初年,谏官政治不断走向高潮,《新乐府》即是该阶段的文学产物;元和后期,随着宪宗对崔群等人的情感疏离,盛世回忆作为政治权力的功能减弱,盛世回忆因之转化成了个人感伤的作品,即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从回忆、权力、文学三者关系,可以重新梳理白居易诗歌李杨故事的主题之变,进一步考察白居易拔擢、被贬的文化原因。     

白居易与佛教

白居易是唐代诸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大诗人之一,日本学者加地哲定在６０年代写的《中国佛教文学》一书在介绍唐代佛教文学时,把王维、柳宗元和白居易等几位崇佛诗人并列介绍,认为他们“对佛教有理解”,能“体味到佛教境界”①,其书对白居易重点介绍其偈文,颇有见地,然未可称详备。对于白居易与佛教的真实关系问题,国内的研究者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观点,有的结论尚有商榷之处,例如宋人姚宽在《西溪丛语》中认为白居易是“晚年药术竟无所得”后才皈依佛门;近人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中就…     

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

白居易为了强调诗歌有裨于政治教化的主张 ,在其《白氏长庆集》的诗歌分类中突出了讽谕诗的地位 ,致使其诗歌分类出现了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同样 ,《与元九书》虽是白居易的重要论文 ,但该文为了强调讽谕诗而往往发为偏激之论 ,并不代表白居易全部诗歌主张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不是讽谕诗 ,而是文辞流美、音律和谐的律诗 ,其骈体文章亦因与其诗风相近而广为流传 ;对元、白诗的成就 ,《旧唐书》与《新唐书》有不同的评价 ,这反映了由于审美标准的变化 ,不同时代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会发生明显的差异。     

略论白居易诗歌创作理论的性质特征及其意义

白居易诗歌创作理论历来被称为是一种相当成熟的现实主义理论(如认为白居易诗论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系铳地阐述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等等);而近年来,却出现了大相径庭的异见,认为白居易诗论是一种非现实主义理论。对这样两种看法笔者都不敢苟同,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拙见如下。     

释“无”字

白居易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无”与“垆”,入“虞”部。《玉篇》“无,武于切”,是六朝音已如此。 按《说文》“无”下云:“或说规模     

三论白居易与道教——关于《长恨歌》与道教之关系

1985年,我发表了论述白居易与道教的二篇论文,除了探讨白居易一生与道教的关系。重点在论述《长恨歌》的创作与唐朝道教有极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又发现了更有力的资料,故作补充的论证,是谓三论。《长恨歌》主旨在写李杨爱情悲剧,造成“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就主客体观察,李杨结合的全过程,是在道教的旗帜下进行的,李隆基获得杨玉环的爱情,(?)的是道教;贵妃死后,李隆基寄托深情,靠的也是道教。白居易写《长恨歌》时,正是他一生崇道最厉害的时期,也是在他的好友、道士王质夫请求下,才写《长恨歌》的。诗人借助道教的刺激,写出了这一千古名篇。现分而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