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汉魏之际,土豪彻底成为曹魏官僚体制的一分子,而士大夫豪族却凭借其文化特质在曹魏的官僚体制中占有优势,在曹魏统治政策由武到文的转变中,实现了士族化世代主导曹魏的官僚体制,最终建立了士族主导的西晋政权。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一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永嘉之乱与北方政治格局变迁

永嘉年间,由于西晋中央集权统治的衰弱,胡族乘机掀起了反晋斗争.与此同时,地方豪族也发生分化,他们的势力持续膨胀,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日益加深.进入十六国时期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此期间,地方豪族势力始终游离于胡族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外,造成了北方政局的长期动荡.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陶渊明的寒素性质及其在文学上的体现

陶侃出身于南方土著豪族,在两晋时代以北方高门士族为核心的士族社会中,其家族没有获得正统士族身份。陶渊明本人的真正身份为寒素士人,并且因生活贫困,常以庶民自居,与门阀士族社会有相当隔阂。渊明的立身制行也是典型的寒素士人的特点,其文学创作则突破两晋士族社会贵族文学的趣味,直接继承汉魏以来寒素文学的传统。     

汉晋河西地缘政治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

汉晋时期河西地域学术经历了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壮大为北中国学术中心的历史过程。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儒学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外来之佛学则与之相反。佛学在其东传过程中,必然要与地域社会发生关系,尤其与地缘政治。汉晋河西汉译佛经中心经历了由敦煌到姑臧,以及姑臧中心解体的过程。敦煌成为汉译佛经中心,得益于其华戎交会、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姑臧成为中心,得益于其为河西礼佛小国,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本土豪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姑臧汉译佛教中心的解体,则是由北魏荡平北凉政权所致。由此可以看出,河西汉晋佛教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其为家族佛教与王室佛教的影响力,与区域政治势力相颉颃。因此,汉晋河西文化的繁荣,不仅有本土士族与外来避乱之儒英之贡献,传教之僧侣亦功不可没。     

论十六国胡族政权中的汉族士族

一西晋作为一个由士族阶层进行统治的封建政权,士族制度在当时获得充分发展,成为此时期突出的时代特点,对西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西晋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绝大多数士族高门或者举族南迁,或者在战乱中被无情消灭,一流的士族在北方地区几乎见不到了。但也有一些士族,主要是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政     

士族制度的兴衰

士族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有些资料又称其为世族、豪族、郡姓、大家、名门、门阀、阀阅等。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段历史，士族制度是怎样走完它由兴到衰的路程的呢？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汉政权对豪强地主的利益倍加保护，使得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在政治上，豪强大地主世代担任政府的重要官吏，形成门阀，并通过他们的门生和故吏，在朝廷内外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在经济上，豪强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他们…     

唐初禁卖婚诏:胡风唐渐的原因

唐初 ,山东士族卖婚现象严重 ,出于打击山东士族的目的 ,贞观十六年六月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了一则禁止卖婚诏令。禁卖婚诏虽然限制了关中人与山东人的婚姻 ,减少了山东人入朝做官机会 ,但关中人互相婚嫁 ,封闭式婚姻 ,不但不能割除关中人旧有的胡族习俗 ,而且相应阻碍了山东文化向关中的渗透 ,其结果更促使胡族习俗在唐初社会流行。唐初逆缘婚等胡族婚俗现象突出 ,胡食胡衣盛行。胡俗在唐初的流行 ,禁卖婚诏令不能不算是一个原因。     

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刘宋青齐士族的土民化进程

学人通常认为,青齐地区的豪族绝大多数都是随慕容德南渡而来,并不是青齐土著,刘宋统治青齐五十五年间是北迁豪族势力大发展和彻底土民化的时代。但符合上述条件的崔道固在义嘉之乱中两次为土人所攻,崔道固是以土人的对立面出现的,则北迁豪族的土民化在刘宋时期并没有彻底完成。实际上,北迁豪族的土民化进程存在不同步性,概言之包括:以清河崔氏、清河张氏和清河房氏为代表的曲折式发展模式;以平原明氏和平原刘氏为代表的快速发展模式。平原明氏和平原刘氏在刘宋时期就彻底完成了土民化,在义嘉之乱中,两次攻击崔道固的土人就是平原明僧暠和平原刘乘民所代表的土民化的青齐士族。     

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

生产关系中的土地所有制、政治关系中的等级制和社会关系中的宗法制,是封建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所以,封建社会可以概括为土地所有制社会、等级的阶级社会和宗法制社会。这三个主要特征,渗透到地主阶级内部,形成了多元性和多层次性的结构,而豪族地主则是其中的一元和一个阶层。对豪族地主的考察,既要分析其地主阶级的共性,也要看到其阶层个性。豪族地主是宗法封建性大地主,有强烈的剥削性。但又是经营性地主,是残酷的压迫者,但又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不具特权身份,是非身份性地主和非统治阶层。这就是豪族地主的两重性。本文着重分析豪族地主两重性中的后者,时间跨度主要在汉唐间。     

论公元四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汉族流民坞壁

公元四世纪前期,由于胡族的侵掠及其所导致华北政局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动荡,使得汉族流民坞壁广泛出现在华北各地.流民坞壁是一个集生产、军事、政治功能于一身的社会组织.流民坞主除少数属于士族的中下层外,大都是寒门士人.严酷的现实环境促使流民坞主大多具有维护公义的立场、自我牺牲的精神、强烈的国家意识和鲜明的夷狄观.在胡族的军事压力面前,流民坞主之闻的合作关系极不稳定.同时,由于流民坞主与士族之间的社会隔阂和阶层矛盾,双方几乎没有实质上的合作,从而使流民坞壁在胡族的围困和攻略下,归于瓦解.     

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敦煌历史上,自东汉中期以后,连续一千多年间,敦煌豪族一直是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垄断地方经济,左右地方政治,直接影响着敦煌历史的发展。笔者以为敦煌豪族始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其理由已在拙作《东汉时期敦煌豪族的形成》一文中讲明,这里不再赘述。本篇仅对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作一些探讨。 据《三国志·魏志·仓慈传》记载,太和中(公元227——237年)仓慈任敦煌太守以前,敦煌的情况是“大姓雄张”,“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东汉末年以来,敦煌豪族的势力迅速扩大,土地已高度集中于豪门大族之手,社会阶级矛盾空前严重和尖锐化。 促使敦煌豪族迅速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两条: 首先是当时的敦煌地区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安定局面客观上保护了敦煌的豪族。东汉后期,政治黑暗,中国爆发了黄巾大起义。统治者不顾一切,拼命镇压了这次农民革     

关于南朝户籍的两个问题

<正> 南朝,特别是宋齐时代,士庶之别有“天隔”、“国之章”之称,而另一方面,依据沈约的看法,这个时期则发生了“士庶不分”、“士庶无辨”,即士庶混淆的状况。据沈约及虞玩之的认识,这种状况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宋元嘉二十七年(450)进行军役征发时制定了免役规定,其后在孝建元年(454)制作户籍时开始出现了伪造的户籍。就出现了所谓的士族与庶族的混淆。士族和庶族的区别和户籍籍注是南朝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而伪造户籍则是探讨士族庶族与户籍的关系的重要线索。特别是关于伪造户籍在最初发生的情形以及具体内容,对考察士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

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的结合，客观上是由于西晋末年北方战乱，赵魏士族为躲避战乱而流徙辽西；主观上则由二者的相互需要而促成。赵魏士族需要有一个愿意接纳并能保证其传统地位的势力为依托，慕容氏则需要汉族士族的支持与合作。赵魏士族对慕容氏诸政权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二者的结合对加速慕容部等东北鲜卑的汉化过程，促进民族融合，发展诸燕经济，传播中原文化都起了重要作用。二者的结合又使一大批文人保留下来，成为其后北魏立国的骨干，甚至影响到北魏改制。     

失焦:历史分期论争与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

士族研究一直被视为中古史领域中的基本问题。回溯学术史,中文世界的士族研究与历史分期论争关系是离散的,目前士族研究是以政治史为取向,这一传统大约自1980年代以来经过三种因素的合力而形成。在近百年的学术史上,士族研究受各种学术潮流及时势变迁的影响,在大陆与港台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理论缺位"是其共同的弊病。在大量具体研究累积的基础上,重归长时段的思考,仍有其意义。对唐代士族及社会构造演变的重新思考有望成为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