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有子”说质疑

官桂铨同志在《李清照儿子徙居泉州》(见本刊198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李清照有子,且其子徙居泉州。此说大有商榷余地。官文立论据于道光《福建通志》卷193《宋侨寓传》中的如下一段话: 建炎南渡,存诚以徽猷阁帅广东,与思诚俱行,秩满,以泉南俗淳,乃自羊城抵泉,家焉。     

李清照生母及其与秦桧的亲戚关系考辨

关于李清照母系亲属,人们或按《宋史》卷444《李格非传》所载:“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 王拱辰为开封咸平人,是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三朝大臣,死于宋哲宗即位之初的元丰八年(1085)七月,时年七十四岁。他以反对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著称。今存有关他的传记资料,包括《宋史》卷318《王拱辰传》、《琬琰集删存》卷3《王懿恪公拱辰传》、《忠肃集》拾遗《王开府行状》等,其孙女婿都未见记载。     

赵明诚、李清照与傅自得关系小考

傅自得字安道,生平与南宋初某些政治社会重大事件有涉,《宋史翼》卷十二有传。其生平事迹之详载,莫过于朱熹为其所写的行状(《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近得见傅自得撰文、其弟傅自修书写的《先太夫人墓志》,即傅氏兄弟为其母撰写的墓志铭,从中可进一步考查出傅自得的家世及生年。《先太夫人墓志》记:“先太夫人姓赵氏,崇宁宰相清宪公挺之之幼女,年十九归先待制府君。”《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格非传》云:格非之“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由此并参考诸人生活的年代可见,傅自得乃赵明诚,李清照的外甥。由于傅自得的父亲傅察早在宣和末年抗金殉国,其母亲“携诸孤南度(渡)”,从今存诸多地方史料中,未见与赵明诚、李清照有什么联系。《先太夫人墓志》还可补《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傅察传》有关婚姻问题记载之不足。其传文中说,傅察中进士时,蔡京“在相位,闻其名,遣子鯈往见,将妻以女,拒弗答”。赵挺之与蔡京是政敌,《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赵挺之传》云;挺之“既相,与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对于蔡京“将妻以女”,傅察“拒弗答”,而娶赵氏女为妻,我们可透过联姻关系,窥见政治斗争之一斑。     

短论六则

一、仁学分化而本质仍存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第12期载夏中义《仁学结构的整体分析》一文,强调孔子后学分成八派,当然的恶果是仁学的解体或仁质的失落。这一观点似嫌武断,宜改“当然”为“可能”。须知孔孟之间有子思学派,孔子的孙儿孔伋(子思)领导八派中最强劲的一派。所以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为子思学派的代表作《德行》和思孟(子思及其再传弟子孟轲)学派的《四行》、《五行》。《德行》篇重视忧患与安乐的必然关系:“君子毋(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知(智),无中心之知则     

“随俗”与“反俗”——论黄庭坚词的创作及特征

<正> 黄庭坚以诗名世,号为宋诗代表而与苏轼并称。其词成就虽不如诗,但亦颇受世人推重。晁补之称许黄词“高妙”(吴曾《能改斋漫录》),陈师道谓:“今代词手,唯秦七(观)黄九(庭坚)耳(《后山诗话》),李清照推山谷为北宋知词四家之一,苏轼赞赏其“清新婉丽”(《能改斋漫录》)。后世词家和论者也多有褒扬:或云“精妙可思”(先著《词洁》),或日“清迥独出,骨力不凡”(黄蓼园《蓼园词评》),或称“妙脱蹊径,迥出尘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今天,当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地重新审视、     

以人道显天道:论《中庸》诚的思想

在《中庸》的思想体系中,诚是"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连接的枢纽。人道显现天道之诚的方式有两种:思诚与诚之。但同时,天道之诚开显在天道万物的各正性命中,因此,人之给出万物的各正性命的行动,才是开显天道的根本方式。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周敦颐“诚”体探微及其现代意义

周敦颐承接《中庸》、《易传》中的“诚”,阐发了自己的“诚”体思想。他认为,“诚”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诚”以一种“寂然不动”的虚灵纯然为存在状态,用阴阳二气结合五行运行来化生万物,人可以通过“思”的实践功夫来达到“诚”。而“诚”体的最高境界是“无思而无不通”。周敦颐认为“诚”是一切道德品行的根源,人性由于阴阳二气和合而有善恶,但是通过实践功夫,都可以达到“诚”的最高境界。周敦颐对“诚”体独创性的阐发,可以彰显其在理学上的重要地位,其“诚”体的实践功夫以及道德蕴涵,对现代精神及现实伦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清照词研究新的里程碑——《漱玉词全璧》读后

<正>"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明人杨慎于《词品》中的品评道出了李清照在宋词人中的地位。李清照流传于世的诗词"篇秩无多,故不能不宝而存之"(《四库总目提要》),其作品集在宋元两代有留存,但《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书录所载书名、卷数、阕数多不一致,至明代原本失传。自明以降,迄于今日,所出版之李清照作品不可谓少,然而不仅无统一阕数,词调也不尽相同,甚或差距极大。造成此情况之根源在无原宋本为依据,后编者又对李清照及其存疑词考辨不详。刘瑜、徐洪佩辑著《漱玉词全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9月,全二册,下称《全璧》)的撰写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而其成果,必然也会极大解决此一基础问题并推进之。     

文赋中的李清照

李清照,可以说是半掩于历史尘埃中的一颗珍珠,惜未见其全部光辉。对于李清照,实事求是地讲,我们还是知之甚少。《宋史》未列其传,我们不能不责怪史家的疏失。 李清照作品的散佚,尤使人分外遗憾。明代嘉靖年间杨慎在其《词品》中曾有“其词名《(水敕)玉集》,寻之未得”的叹惋。后经收集,李清照的词才有一定数量的“劫余”之作显见于世,并且成为人们认识、评价这位著     

《投内翰綦公崇礼启》考——为李清照“改嫁”辨诬

<正> 在李清照的研究工作中,长时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金石录后序》的作年问题;一是“改嫁”问题。知人论世,李清照是否改嫁,既涉及研究她的生平,又和评价她的作品有关,特别与考辨《金石录后序》的真伪有关。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述李清照于绍兴二年改嫁张汝舟;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又记述李清照于绍兴四年作《金石录后序》(下简称《后序》)。《后序》这篇文字,是李清照以赵明诚妻室的名分写的,如果清照于绍兴二年改嫁张汝舟,不能设想,她又作如此内容的《后序》,二者之间,必有一事是谬传误载的。     

论古代李清照评价中的理学色彩

<正> 李清照是一位具有超卓个性的不同凡响的女作家,其人格与作品都放射出动人的风采。然而,宋代以后,她固然以其“压倒须眉”的才调赢得过不少称誉,同时也招来不少贬抑之辞,其中,来自理(道)学方面的批评相当突出,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分析。一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易安居士)“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宋朱或《萍州可谈·卷中》说:“本朝妇女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元杨维桢于《东维子集·卷七》说:“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然出于小听挟慧,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明叶盛于《水东日记·卷二十》中说:“文淑不幸有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妇,其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欤!”而清裴畅评易安《词论》时则说:“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词苑萃编》卷九引)     

别是一家词——论李清照

李清照《词论》所说“词别是一家”,系针对苏轼等人而发。其实,早在她之前,苏轼同时代人陈师道、晁补之和张耒诸人便指出过“子瞻以诗为词”、“先生(东坡)词似诗”、“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李清照正是根据这种流行的议论提出自己的命题。“词别是一家”,即词有别于诗,其论点如下:     

读《李清照集校注》札记

王仲闻先生《李清照集校注》是目前研读李清照作品最完善、最权威的本子 ,被誉为“古籍整理之典范” ;笔者在拜读过程中 ,偶有愚见 ,聊缀于次 ,就正于高明。李清照《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辑自南宋曾《乐府雅词》 ,《乐府雅词》今存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全书本卷三作“莫讶 [杯深琥珀浓 ]” ;四部丛刊本卷下作“莫许 [杯深琥珀浓 ]” ,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六作“莫许 [杯深琥珀浓 ]”。王仲闻先生采用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作“莫许” ;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也采用“莫许”。王仲闻先生对“莫许”未提出…     

李清照《青玉案》词之"邯郸路"索解

李清照《青玉案》词云:“征鞍不见邯郸路,莫便匆匆归去。秋风萧条何以度?明窗小酌、暗灯清话,最好留连处。相逢各自伤迟暮,犹把新词诵奇句。盐絮家风人所许。如今憔悴、但馀双泪,一似黄梅雨。”首句“邯郸路”用典,自来注易安词者,有两种不同看法。(1)王仲闻先生《李清照集校注     

莱州:清照何曾被冷落

词名昭著的李清照，诗名亦不菲。在她现存的１７首诗中，能够确指写作时地的只有下面一首：感怀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独坐一室，平生所见，皆不在目前。几上有《礼韵》，因信手开之，约以所开为韵作诗。偶得“子”字，因以为韵，作感怀诗云。寒窗败几无书史，公路可怜合至此。青州从事孔方君，终日纷纷喜生事。作诗谢绝聊闭门，燕寝凝香有佳思。静中我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宣和辛丑即宋徽宗赵佶宣和三年（公元１１２１年）。这时赵明诚任职为莱州知州。李清照从青州经昌乐到莱州随任，恢复了正常的夫妻生活，途经昌乐时，还写下了《…     

犀通一点 思接千年──评陈祖美著《李清照评传》

在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我所崇敬的女作家首推蔡文姬、李清照、秋瑾三人。三人中又以李清照居最。这大概不只是个人的偏好。因此当我读到陈祖美同志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李清照评传》（下简称《评传》）时,其兴奋和喜悦的心情便不言可喻了。关于李清照的传记,或评或略,自宋迄今何止数百种（仅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所附录已近四十种）。我大致读过一些。如清人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辑》和今人黄盛璋的《李清照事迹考辨》以及王仲闻的《李清照事迹编年》等,其中某些论点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对李清照的研究均有所增益。这些均不失…     

《隆中对》与三国前期战略战争

一、《隆中对》的提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向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县西)的诸葛亮请教复兴汉室的大计。年方二十七岁的诸葛孔明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在《对策》中,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形势。指出:主要对手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己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至于可供发展的地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而“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接着,他提出具体的战略计划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易卦是思维决策的数学模型”——访欧阳维诚同志

欧阳维诚同志曾在高校长期从事数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后调湖南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著或译有《初等数学题解方法研究》、《组合论基本方法》、《数学奥林匹克的理论、方法和技巧》等数学专著,并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在《周易新解》这本新书中,欧阳维诚同志“以最新的数学知识考察《周易》”,“为《周易》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确然成一家之言。”(引言为张岱年语),使人耳目一新。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正确地看待、了解、学习《周易》,去掉《周易》的神秘色彩,我们就一些有关的问题采访了欧阳维诚同志。     

思孟“五行”为何是“造说”?

思孟“五行”被荀子指斥为“造说”,在于其区分了“德之行”与“行”,即在道德的行为与合于道德的行为之间作了区分。这种区分,在当时是新说。荀子所不能接受或激烈反对的,正是这种全新的区分。“形于内”的“形”是“范型”“模型”之义。“形于内”是指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将道德观念型铸于内心的过程,也可指这一过程的结果——道德观念已内化于心的状态。仁德型铸于内心,仁行便有内在仁德作基础,《五行》篇将其称为“德之行”,以区别于没有内在仁德作基础的纯粹仁行。这是“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的确切含义。“诚”要求外在行为与内在之意一致,强调“诚”意味着区分“德之行”与“行”。《中庸》的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诚”在道德评判中的意义,才会说“不诚无物”和“诚之为贵”。孔子不谈“诚”,表明其可能还未区分“德之行”与“行”。从孔子强调非礼勿视听言动,到《中庸》强调“诚”,《五行》篇区分“德之行”与“行”,再到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可以看出儒家思孟一派道德关注点由外向内转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