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启示

周文化的精神内核是道义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之中。秦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之中。以周文化为先驱的儒学道义论在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但儒学独尊不等于独存,异质同构、儒法互补、义利兼顾才是历史事实;自觉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之对立,坚持“义利兼顾、综合创新”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义利观取向。     

论陈亮事功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及特征

陈亮的事功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及特征可概括为＂理欲统一＂的道德观、＂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和＂学为成人＂的人生观。陈亮的事功主义伦理思想以＂道存于物＂、＂道在事中＂、道物统一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和逻辑依据,这种伦理道德观反映到义利关系问题上就是坚决反对把仁义道德和实事功利对立起来,认为道德和功利是统一的。这种义利合一、注重事功的伦理思想,落实在个体的道德实践和人生理想上,就是主张＂学为成人＂。     

论冯友兰人生境界说

冯友兰先生以人们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将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划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为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而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追求高层次的人生境界的倡导,突出理性、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强调公利、维护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等观点都是值得肯定的;存在的主要偏颇是将“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对立起来,在义利之辩上表现出抽象的道义论性质。     

论先秦义利论的理论地位

本文认为,义利问题是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伦理学中的大问题。在先秦诸子伦理学中,义利论之于天人论,是其价值导向和根本精神;之于人我论,具有内核或精神的地位与功能,之于修养论,则是其目的和指向。由于天人论、人我论、修养论在先秦诸子伦理学中居于关键地位,是建起伦理学大厦的基本构架,因而可以说,义利论是先秦诸子伦理学的核心或精神,也是其价值标准和价值导向。     

康德道义论的目的论审视

人们通常把幸福论 (功利论)称为目的论，把康德的道义论称为非目的论，由此把两 者的对立归结为目的论与非目的论的对立。但是，尽管康德的狭义道义论的确不是幸福论意义上的感 性目的论，但毕竟是一种把理性本身直接当作最高目的来加以尊重的理性目的论。而在康德的广义道 义论即至善论中，幸福则作为一个从属于德行的目的而被康德容纳于至善这一总目的之中。     

论社会主义义利观对传统义利观之超越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义利观是一种新型的义利观 ,它在义利关系 ;利益实现的目的与手段关系 ;道德的内在精神价值与外在功利价值、目的性与工具性、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上实现了对传统义利观的超越     

从义利之辨到理欲之争——论宋明理学“去欲主义”的产生

先秦儒家并不主张“去欲主义”,宋明理学在主观上对利欲亦有所肯定,在客观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去欲主义”倾向,其内在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利欲本身是不是恶,义利是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义利之辨的对象是不是泛指的第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孔孟义利之辨与宋明理欲之争在学理规模上的不同之处,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产生“去欲主义”,是因为在一系列理论环节上背离了孔孟义利之辨的真精神。     

哲学伦理视角下的宋代义利之辩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使得义利问题更加凸显和复杂。宋代义利之辩主要聚焦于情欲问题、理欲问题和公私问题等内容。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辩护论证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和在与功利思潮的论争中将理论进一步深化是此阶段义利之辩的典型特征。     

论冯友兰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之贯通——兼与陈晓平先生商榷

冯友兰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本质区别在于两种境界中人的义利观与群己观不同,但义利观与群己观的不同并不妨碍两种境界的贯通。从义利观看,义与利并不截然对立,而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为谁之利"就是两种境界相贯通的可能性所在。从群己观看,虽然两种境界中人的群已观不同,甚至对立,但这并不影响人生境界由功利境界向道德境界的提升,人生境界的提升过程实质上就是个人的社会化过程。     

论义利之辨与天人合一

论义利之辨与天人合一成中英义利之辨是个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哲学命题。作者结合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从五个层次深入探究义与利的现代意义,即个人不应只满足做一个经济人或政治人,要讲求理想的德性与责任,而不是只以理性的或功利的法律为道德的准绳。作者进而论证了天...     

刑事古典学派内部死刑观的异同及其借鉴

刑事古典学派内部存在着对死刑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康德和黑格尔基于刑罚正义性的要求，坚持要保留死刑；费尔巴哈依其自创的心理强制学说和功利论提出了保留死刑的观点；贝卡利亚、边沁从功利论的角度要求废除死刑。当然，贝卡利亚更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要求废除死刑的。事实上，无论是从刑罚正义，还是从刑罚功利论的角度，均不能理由充足地说明保留死刑或废除死刑的必要性，废除死刑最终还只能以人道主义的情怀来促使其实现。     

义利之辩与科学发展

中国古代义利观经历了“义利相和”、“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的演变过程.“义利对立”是中国古代义利关系发展的一个误区.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要回归“义利相和”的原始观念.“义利相和”与科学发展观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遵循“义利相和”原则,必须处理好效益与公平的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设计的共生形态观

共生观强调在事物的失控交错关系中认识事物,二元论的对立被多元化的互补互生思维方式所校正。设计的共生形态观把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造物,仿生与模仿,审美与功利,艺术与科学相互融合,共生并存。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功利与道义之间——陈亮、叶适对朱熹的挑战

王道与霸道、道统与非道统历来是儒家内部争论的主要话题。南宋期间此问题论争达到顶点。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与朱熹就功利与道义展开激烈论战。陈亮提出“王霸、义利-元”的观点,而叶适则直接否定了朱熹所宣扬的道统论。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胡宏的理欲、义利之辨及其价值思考

理欲、义利之辨是理学伦理观的中心课题，胡宏给予了新的思考。提出理欲同体异用，主张从价值评价而不是客观事实上进行分辨；弘扬孔颜乐处，突出精神的追求；倡导以义为利，注重道义和利益的结合；指出利益和事功也是评价历史的重要尺度，由王到霸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因此，道德标准和功利标准可以统一起来。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现,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个方面：“先富与共富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邓小平所创设的义利并重与义利辩证统一的义利学说,从宏观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活动和道德建设的发展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墨子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相对性特色及其现实意义

墨子伦理思想的功利特色与战国社会的祸乱不已相联系,是历史相对性存在的生活欲望的客观诉求。遵循"天人合一"的理路,以"天之欲"表达"人之欲",以道义制约功利,实现义利统一,造福天下百姓,体现了墨子伦理精神的平民气质和生活智慧。理解这一精神实质,对化解当今社会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困境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反义同词"现象

古汉语中存在“反义同词”现象 ,即一个词的词义系统中包含两个意义相反或相对的义项。它与历代所论“反训”有所区别。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古代汉民族辩证式整体思维形态密切相关。人们发现对立现象无所不在 ,对立思维形成 ,对立概念大量存在。对立思维经过概括化、抽象化、形成辩证式整体思维形态。阴阳思想是其典型体现 ,阴阳对立互补是宇宙运动的基本模式。反义同词现象则是这种思维形态在语言模式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