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我的两个“悖论”定义》——再次与黄展骥先生商榷

我在《关于悖论的几个问题》②一文中,对黄展骥先生(以下简称黄先生)的两个悖论定义③提出了批评。黄先生在《我的两个“悖论”定义》(以下简称“黄文”)中对我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为了推动我国关于悖论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特写此文对该文中的一些观点再次批评如下:     

走出悖论定义理论的误区─—对黄展骥和几种流行的悖论定义的辨驳

走出悖论定义理论的误区─—对黄展骥和几种流行的悖论定义的辨驳沈跃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者按：黄展骥先生来信说：“……沈跃春先生来信告我，他写好了一篇与我争鸣的文章，将投寄贵刊。他的文章，我虽未过目，但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我预先推荐给贵刊。……”...     

关于悖论实质的几个问题──答马佩、黄展骥教授

近年来,马佩教授在其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悖论研究的文章[1]［2］［3］中,对笔者在悖论的根源与实质问题上的某些学术观点提出了批评,这是我非常欢迎并珍视的。在认真研读马先生文章的基础上,谨撰写此文以作答辩。同时,由于香港学者黄展骥教授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亦有密切关联,谨在此一并作复。请马先生、黄先生和学界同仁继续批评指正。（一）由于我国特定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范式,在国内悖论研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悖论的“矛盾归属”问题,即悖论究竟是逻辑矛盾还是辩证矛盾？抑或独立于两种矛盾之外的第三种矛盾？对此,笔者曾在1984年…     

我们有罪 我们忏悔——兼答余秋雨先生《答余杰先生》

１９９９年底,我写了《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该文在《大舞台》杂志发表后,迅速被多家报刊转载。余秋雨先生本人读到此文后,对其中的许多论点和论据都有不同的看法。于是,他在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１日写了《答余杰先生》,以公开信的形式就该文中所涉及的某些问题与我进行探讨（该公开信及余秋雨的访谈录见２０００年２月１日《中国新闻周刊》）。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２日,经由著名戏剧家魏明伦先生牵线,我与余秋雨先生在成都魏先生的家中进行了长达３个小时的会谈,就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自由、平等、坦率地交换了部分…     

悖论非存在说

悖论非存在说张铁声１．引言悖论之存在似为不争之事实。众所周知，就连罗素（Ｂ．Ｒｕｓｓｅｌ）、塔尔斯基（Ａ．Ｔａｒｓｋｉ）和哥德尔（Ｋ．Ｇｄｅｌ）这样的大逻辑学家也不怀疑其存在。非但如此，罗素还在集合论中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悖论”；塔尔斯基则从...     

文学经典主义批判——兼答盖生先生

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学史,在总体上和本质上是一部经典文学历史。以经典为特征而组织起来的经典文学社会和经典文学时代,大体上是到20世纪的90年代中期才基本结束。也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社会的文学开始步入了后文学时代。对于这样一个时代而言,在经典文学时代里所形成和铸就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观念,已经基本丧失了阐释功能和价值。必须重新思考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理论理解,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对经典文学的依恋情结。     

语体学方法论漫议——兼答陈宏珍先生

陈宏珍先生在《一场关系到语体学方法论的讨论——兼谈刘大为和李文明的论文》(《修辞学习》1995年第4期)一文(以下简称陈文)中,将笔者同刘大为先生的讨论提高到了语体学方法论的高度,笔者深受触动,谨借贵刊一角,继续这场讨论。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及其科学整合——兼答何祚榕先生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５期发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在中国现当代实践中的确证》一文引起了一些反响。何祚榕先生在同刊１９９７年第３期撰文,评述了我的文章中关于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三种不同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实践唯物主义”理...     

类比逻辑、中介逻辑与悖论──兼论黄展骥的一分为三逻辑

类比逻辑、中介逻辑与悖论──兼论黄展骥的一分为三逻辑刘粤生，方军雄泛系观控相对论、类比逻辑、中介逻辑都是我国学者在实现科学逻辑、科学方法论的中国化过程中，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本大试在消解悻论这一目标上，论述三者及香港学者黄展貌的一分为三逻辑。一、泛...     

走出悖论研究的误区──评沈跃春对黄展骥悖论观的批评

走出悖论研究的误区──评沈跃春对黄展骥悖论观的批评张金兴最近接连读到沈跃春先生几篇有关悖论的批评性文章①，它们似乎都是指向黄展骥先生的。笔者十分赞赏沈氏的批评勇气．但对他的批评观点却不敢恭维。什么是悖论？这是悖论研究者必须触及但迄今尚未获得共识的一个...     

也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兼答余秉颐先生

方东美认为哲学思想的起点与目标是庄子的“寥天一”这一最高的境界,这一对哲学性质及中国哲学的看法具有强烈的道家思想的色彩。从这样的角度,方东美对儒家和道家的价值理想的异同做了比较,指出儒家的价值是相对的人文价值,道家的价值是绝对的、宇宙间最高的价值。方东美以《尚书》和《周易》阐解原始儒家,缺乏史料的根据,是对原始儒家精神的一种曲解,是以自己心目中的儒家精神置换了历史中的原始儒家精神。现代新儒家有其特殊的含义,有其强烈的道统色彩,所以把方东美视为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关于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兼答廖化津先生

爱国诗人屈原在顷襄王时期,曾被放逐江南。但他在江南的放逐生涯,主要是在哪里度过的?近世的楚辞研究者却有种种不同的猜测。多数人根据汉人的记述,以为屈原的放逐地域,当在江南“沅湘之间”。清人蒋骥却因为《哀郢》提到了“夏浦”、“陵阳”,《涉江》又有“乘鄂渚”之语,而提出了屈原“迁于”安徽池州陵阳一带的新说。这一说法为近人游国恩等先生所承袭,成为屈原生平研究中影响颇广的见解。 我以为汉人去古未远,他们所了解的屈原放逐地域,较之于蒋骥的推测,应该更可信些。所以在数年前写了《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一文,对屈原放于“沅湘之间”的意见作了进一步论说,并对蒋骥的见解进行了批评。前不久读到廖化津先生的《屈原东行考》,文中对我的看法多有辩驳。廖化津先生的辩驳,正促进了我对屈原放逐地域的探索,这里愿借着回答他驳难的方式,将我的意见再加申说。     

论资本的双重内涵及其"边界意识"——兼答关柏春先生的质疑

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物质生产要素作为资本的载体,社会关系是资本的本质,资本的载体和本质的统一构成了资本的内涵.马克思进一步指证了作为资本本质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作为社会关系支配力量存在的社会权力,集中体现在资本的"生产强制"逻辑、"消费强制"逻辑和"文明强制"逻辑等方面.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需要我们形成资本的"边界意识":既要充分认识到作为物质生产要素的资本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提供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更要保持对作为社会关系支配力量存在的社会权力的资本本质的清醒意识,限制其诸多负面影响,努力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上来.     

也谈语体研究和行为理论——兼答黄念慈先生

近读黄念慈先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语体研究和行为理论》(载《修辞学习》1995年第3期)一文[以下简称黄文],觉得有必要就语体类型问题继续展开讨论。一黄文写道:“事实上,把语体视作言语行为的类型,是言语行为理论在语体研究领域的必然演绎。”按照黄先生所谓“最简单的三段论”,则有:     

论作为语用学概念的“逻辑悖论”——兼复马佩先生

本文从悖论定义的研讨入手 ,说明正确界说的“逻辑悖论”实际上是一个语用学概念 ,据此论述作者关于悖论的特征刻划和类型划分的新认识 ,阐明明确指认悖论的语用学性质的重要意义 ,并就马佩先生在以往的学术商榷中提出的几个问题做进一步讨论。     

迷误者终误——回应邓晓芒先生,兼答张传文、黄邦汉两先生

邓晓芒先生<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一文,作为去年在<学海>杂志上与我们所进行的两个回合论战的继续,表现出了更大的迷误性.这种迷误性,通过邓先生无意或有心地忽略对方的回应从而表现出一种滑稽的乐观,及其仅仅着眼于论战的表现形式而将自己与对方加以完全悖谬的比拟,得到充分体现.张传文、黄邦汉两先生<一场空火虚耗式的论战>一文,则基于他们对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的理解而产生的假问题,认定这场论战没有现实意义,这种见解由于昧于儒家伦理论战的实际情况而不免流于浮浅.     

再評平心先生的生产力理論——兼答平心先生給我的一封信

我在《学术月刊》1960年第二期发表了“有关生产力的几个理論問題”一文,只是作为一个初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同志著作的青年学生,讀了平心先生的一系列的有关生产力問題的論文之后,感到不能同意他的論点,因而提出了一些商榷性的意見。不料平心先生缺乏冷静,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說了許多使人遗憾的話,如果平心先生真的能說出个真理来,那也沒有关系。可惜我拜讀了平心先生的“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仍然感到失望,仍然不能同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