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莺莺传》

《莺莺传》是唐传奇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它在当时及对后世影响最大。从张生和莺莺都是作者塑造的艺术形象这一新的审视角度来分析《莺》传的具体情节,可以看出张生是元稹着意鞭挞的对象,莺莺是作者倾注同情的人物。文末的“忍情”之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读者的客观感受是统一的。因此对《莺》传的评价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应予重新认定。     

《莺莺传》中莺莺形象的时代性

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并与多种资料结合,通过对《莺莺传》中张生与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故事分析,探讨了唐代在室女受教育的情况、参与社交的状况以及婚配的等级门阀观念状况等。莺莺形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代在室女的生活现状,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浅论《莺莺传》与《西厢记》人物形象与情感模式的差异

本文通过具体分析<莺莺传>与<西厢记>中的人物形象与情感模式,探讨了两部作品之间的差异.     

崔莺莺性心理探赜

元稹《莺莺传》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小说经典,它所塑造的崔莺莺形象给读者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印象。莺莺为什么“先拒后奔”？张生身边的朋友有的认同张生的“尤物”惑人论;有的则不同意他的自我辩护,“所善杨巨源”就认为是“风流才子多春思”,才使莺莺成了“肠断萧娘”,责任在张生的引诱。宋人多赞同杨巨源的看法,秦观与毛滂的《调笑转踏·莺莺》,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一致同情莺莺的不幸,指责张生的薄情。他们的分歧集中于认定事件责任人上面,对事件发生的动机和当事人的心理并未予以关注。元以后,由《莺莺传》发展而来的王实甫《西厢记》风靡大江南北,《莺莺传》本身已少有人关注了。近代以来,古代小说研究者得出了统一结论：“先拒后奔”是莺莺冲破封建礼教的精神桎梏,大胆追求自由爱情,在“情”与“礼”的斗争中勇敢拥抱“情”的表现。这样的结论见诸《牡丹亭》,见诸《红楼梦》,见诸许许多多的古代言情作品,几乎成了大部分古代言情作品的标准答案。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么多作品从同一个模子里铸出,它们的个性是什么？经典作品、典型形象的“这一个”何在？如果我们承认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有其独特之处,那么就不能笼统地套用一种预设模式来框定。而应从作品本文出发,具体分析其情境和意蕴。目前还没有从性心理角度考察《莺莺传》中莺莺“先拒后奔”行为的研究成果。该行为是莺莺的性羞涩心理及其克服的表现。“先拒后奔”是《莺莺传》的核心情节,如何诠释这一情节,对理解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和艺术特色至为关键。《莺莺传》通过“先拒后奔”这个情节,不仅明确而坦然地交代了男女性欲求这个基本事实,而且将建立在欲的基础上?     

致《〈莺莺传〉新解》作者

禹学文、吕有宽同志的《<莺莺传>新解》在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后,我们陆续收到了一些来信、来稿。这些信、稿就如何评价《莺莺传》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篇幅所限,现予以摘选刊登。     

论《莺莺传》到《西厢记》之传承变异

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写了一篇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了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恋爱故事。此后，不断有文人墨客对其进行改造与补充。其中，以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最为著名。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其内容、人物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改变，由于承载这一故事的文学体裁不同，加之不同时期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使得爱情故事要表达的主旨出现了较大变化。     

《莺莺传》的审美特征及其文化成因

《莺莺传》具有两个突出的美学特征,即诗性审美与悲剧质性,而这两种美学特征与唐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代诗歌繁荣、开放、豁达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及门第观念等都是《莺莺传》美学特征形成的原因。     

吴伟斌先生《莺莺传》研究中的失误-兼谈学术批评规范

《莺莺传》研究一直是元稹研究的热点,张生即元稹自寓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观点,而吴伟斌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极力反对自寓说.事实上,《莺莺传》是一篇自传性小说,吴氏用小说性否定自传性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吴氏对元稹恋爱的考订存在明显失误,其学术批评方法也很不规范.     

《莺莺传》的故事模式及男性意识透视

元稹不仅是中唐极负声誉的诗人,而且是传奇小说的创作高手,他的《莺莺传》不仅在当时就引起轰动,而且影响远播后世。以它为蓝本的改编作品以不同的文艺形式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致,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围绕《莺莺传》的创作动机、人物原型、写作时间、审美价值、艺术成就等问题展开的长期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悬浮在小说中的仍有一些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不能尽然消释,还有待于转换视角进行新的思考与分析。     

《王西厢》以前历代对崔张故事的接受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发源于唐传奇,而《莺莺传》是唐传奇的杰出代表。他的流传与后代对它的接受为《西厢记》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自从《莺莺传》出现后,崔张故事在唐代和唐代以后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不同时期接受的态度也不同。唐代在统治阶级内部,以一种"猎艳"的心态赏玩崔张的情事;而宋代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市民阶层都以"情"为关注点,为莺莺的遭遇而遗憾。     

真情激奇文——《莺莺传》创作意图浅析

元稹所塑造的张生,是作者自身经历、认识与情感世界的再现,张生的心路历程,也是元稹的真实心灵。张生所作所为,既是对莺莺的伤害,也是对自己的折磨,那是时代的、社会的悲剧。对此,元稹既有怨艾,又不无悔恨。在真情的驱使下,他创作了《莺莺传》。     

《莺莺传》的得失

在唐代传奇中,元稹《莺莺传》是一个很特出的存在。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唐之传奇文》中就将其与李公佐之作相提并论,谓为“于后来影响最大而特可注意者”。然而同时又说它“并不怎样杰出”。的确,《莺莺传》是一部影响很大又有着严重思想、艺术缺限的作品。关于此文思想性的局限,前人已多所论列,鲁迅所谓“篇末文过饰非,遂恶堕趣”(《中国小说史略》)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然而关于它在艺术上的失误及原因,却向少专文论述,间有涉及,也语焉不详。本人即从这里入手,也来谈谈《莺莺传》之得失。     

《莺莺传》乃元稹游戏之作

本文通过对元稹《莺莺传》的文本、唐代社会、唐人传奇、元稹诗文之考察,从而得出结论:《莺莺传》为元稹游戏之作,并试图作出心理学的解释。     

《董西厢》与《莺莺传》的文化差异

唐传奇小说《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董西厢》是西厢故事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文化的变迁是《董西厢》情节和人物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董西厢》创作于女真统治的金代,这是一个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的特殊时期。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分别带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论明刊本《西厢记》中的莺莺像

明刊插图本《西厢记》附有崔莺莺画像约20种,这些画像的作者大都题为陈居中、唐伯虎、陈洪绶等著名画家。根据画史文献,这些画家的确都曾绘制过莺莺像,但明刊插图多为冒名仿作。从文学人物到人物图像,画家们根据文本,结合自身情感需求与时代审美风尚,对崔莺莺进行了重塑．而这些图像在构图与人物造型等方面也凸显了供读者观看的视觉特点,观赏性日趋增强。     

唯其有情方需忍——论元稹笔下的张生

《西厢记》是优秀的古典名剧,七个世纪里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而它的源头《莺莺传》则相对冷落.诚然,《莺莺传》“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小说堕入恶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作深入的探究.而张生形象的艺术价值以及性格意义,更值得公正而深入地讨论.《莺莺传》的价值,不仅在于谱写了一曲爱情悲歌,为后世的西厢故事提供了艺术蓝本,更在于它塑造了一位遭人唾骂而又发人深思的张生形象及一位令道学家也为之啼嘘的莺莺,是韵文学处于颠峰时期叙事文学展开心灵这一无形宇宙描写的     

从崔莺莺的姓氏谈起——论元稹与山东士族

考察唐传奇的时代背景和其他传奇作者的影射习惯以及元稹的生平和崔莺莺的姓氏,我们有理由相信<莺莺传>可能是一部具有现实暗寓的作品,崔莺莺的家世境遇和她的姓氏可能是对唐代山东士族衰落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这种衰落主要是由于唐代的政治斗争中山东士族、关陇士族、新兴进士阶层和宦官集团等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变化,山东士族虽然享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但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集团,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下,自中唐以后彻底走向了没落.考察元稹的家世和仕途经历,发现他与山东士族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纠葛,而这一点也表现在张生对崔莺莺的态度上.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成因探析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是被高度理想化和审美化的艺术形象,是美和爱的象征.中国悠久的狐女文化的滋养,尤其是在唐传奇<任氏传>中任氏原型的直接启示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美狐形象.在明末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并表现出爱情的坚贞性和执着性的情狐形象.蒲松龄嗜好搜神猎异的个性禀赋,使他选择了"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艺术构思,从而塑造了一批既具有人性又具有狐性的狐女形象.     

《伤逝》和《群鬼》的文化批判

鲁迅的<伤逝>受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作品从艺术手法到思想内涵都和易卜生的<群鬼>有着耐人寻味的可比性.这两部作品都是通过婚姻家庭题材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作品,鲁迅和易卜生不约而同地将笔触深入到问题背后.探寻其文化根源,两部作品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伤逝>可以回溯到唐代元稹<遣悲怀>及<莺莺传>,<群鬼>则涵盖了欧洲文化内部诸般的对抗冲突.鲁迅和易卜生各自通过作品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深刻而有力的批判.     

关于《列女传·母仪传》的几点思考

<母仪传>列于<列女传>卷首,其中的女性形象多为刘向按照自己的需求塑造出来的.刘向最注重女性良好的德行和教化子孙、成就子孙的实际能力,将女性局限于家庭领域,完全依附于男性,实际是要警戒后妃、劝诫天子,为父权制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