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宗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湖北省黄陂县平峰村宗族关系现状调查

通过对平峰村宗族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宗族状况因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平峰村宗族关系纽带日渐松散，但宗族观念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解读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族现象，必须客观地分析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并加以合理地疏导，进而平稳地实现心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与更新，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转型时期农村宗族问题透视——有关皖中Z镇云村的个案研究

宗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宗族关系在发展中不断分化整合,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沉潜或繁荣直接受制于国家权力控制的程度.本文试图通过对皖中一个村庄的个案访谈引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村落宗族问题的新发展日渐式微亦或是复兴重燃?同时也希望能够折射出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发展的新特点.     

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兼论宗族研究范式的认同取向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学术批判,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的批评有一定偏颇,特别是对构成弗里德曼宗族研究范式之内核的地方化宗族和组织化宗族理论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此外,由于解放后中国宗族的演变超出了弗里德曼所勾勒的传统宗族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复兴的宗族与弗里德曼所论及的传统宗族也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弗里德曼的组织化宗族和地方化宗族的研究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宗族研究已经不太有效。当代中国的宗族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文化现象,以文化认同作为当下宗族研究的可选进路,有助于突破宗族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解释策略之局限性。     

明清宗族保障与基层政权运行关系浅析

宗族保障的产生,是我国传统社会国家救济匮乏,人们探求自我保障、团体保障的必然产物。作为依附于宗族的一个功用,宗族保障在赋税缴纳、地方治安、地方文化等方面间接地通过宗族组织对国家和社会带来了积极或消极的后果。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宗族完全服从于政权,但其中既有家国同构、互促共存的一致性,也有强霸一方、挑战权威的矛盾和斗争。     

重构抑或消亡:乡村振兴背景下宗族功能再定位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发展演变大致有三种趋势,即走向重建,或走向瓦解,或兼而有之。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对宗族的功能和作用做出合理定位需要考虑宗族的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属性。本文以A村为个案,揭示出宗族对乡村社会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凝聚共识、相互信任、价值观塑造等作用,这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较大的支持功用。然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深化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革,这又使得构成宗族组织结构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趋于瓦解,致使宗族传统的组织形态走向消亡。     

清代徽州宗族聚居村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以祁门红紫金氏宗族为中心

位于祁门西部山区的红紫村,是徽州金氏宗族的聚居中心。清代,红紫金氏宗族在经济上以农耕、山林生产为主,兼有少量经商,其宗族经济发展反映了清代徽州宗族的一般特征。其文化则以祭祖活动为中心,通过会社组织祭祀活动,并致力于科第功名。但因该宗族既未产生显赫官员,也没有富商大贾,其发展更多地显示出清代徽州一般宗族聚居村庄的特征。     

论民间的民事习惯法--宗族法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宗族法对婚姻、家庭、人身财产等法律关系进行了全面而又广泛的调整,而婚姻、人身、财产等关系正是民事法律的主要内容,因而宗族法成为宗族内的民事习惯法。它与国家制定法中的有关民事法律规范相辅相成,互相配合成为中国传统民法的一大特征。文章从宗族法的定位、宗族法成为民间民事法的缘由背景以及宗族法作为民间民事法的具体表现这三个方面说明、论证及深化这一特征。     

宗族、信仰与老年人状况 ———湘南宗族性村落老年人调查

湘南宗族性村落因为传统的宗族观念和宗族认同还比较强烈,老年人作为传统的纽带和象征仍然受到普遍的尊重,社会地位、威望较高,物质生活和精神寄托相对充裕。但同时,宗族内部的生死观念、信仰、理念及与此相关的村落伦理却又排斥部分老年人,致使他们处于村落社会的最底层,过着卑微、孤楚的生活。     

古羌宗法文化论

本文认为 ,羌族宗法文化的存续与中原王朝宗法文化的渗透和传播有关 ,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相结合的宗法统治 ,在古代羌族阶级社会亦有所表现。     

宗族在村治中的地位--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随着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有意识退出,原先民间社会的宗族势力得以复兴,在村民自治中呈现村干部、宗族精英与经济精英鼎立角逐的格局.本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却显示了不同的结论: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则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     

大众传媒与宗法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报刊、电影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加速了对宗法社会的颠覆。那个受到普遍质疑的宗法,应该重新获得一种被观照的视角。天人合一的观念、重视血缘亲情的伦理、稳定的社会结构等,都需要大众媒介给予新的形象塑造,需要在全球文化的洪流中时刻保持一种本土化意识。     

中国宗法制度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中国宗法制度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深刻,从庙产传承可见嫡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从僧侣的姓名可见魏晋门阀谱牒和宋代宗谱的影响。宗法制度是深层的民族意识,这使得佛教在中国遭遇到这样的本土文化后不得不主动改变自身来迎合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宗族强盛的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源于同居共财的经济生活与保持优势的文化传统。     

清水江文书书写程式的宗族性探讨——以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契约文书为例

清水江流域是中国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区之一,宗族组织在地方社会中发挥了很强的组织、协调作用,宗族活动渗透于清水江流域民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清以降遗存下的清水江文书就是例证。本文拟以高酿镇地良村文书为例,梳理文书中父子、兄弟、女性等人名的书写程式,分析事主宗族性身份和宗族门房支派层级关系的表达方式,进而探讨宗族在家庭内部、宗族内部、不同宗族之间契约签订中的渗透度,以期了解宗族在维持家庭延续性和宗族凝聚力中的实际运作模式。     

我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的不同民族特点及其成因探析

我国各少数民族古近代社会存在的宗法制度,既有族权、父权、夫权、神权等各民族共有的内容,也有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本民族的特点。我国少数民族宗法制度的不同民族特点,表现在宗族、家族制度与地域组织结合的不同形态,女性在宗族家族中的地位及其不同表现形态,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的不同存在形态、多种形态的继承制度及其性质四个方面。     

浅论早期满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

婚姻是人类繁衍自己后代的文明形式 ,是构成家庭、产生宗族的基础。早期满族的婚姻形态处处渗透了宗法的色彩和内容 ,以宗族家族利益为目的 ,财产作为婚嫁中介 ,严门第等原则成为制约满族婚姻缔结的宗法性因素 ;包办婚、收继婚、早婚、一夫多妻等婚姻习俗 ,反映了宗法的族权、父权、夫权在满族家庭婚姻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 ,体现了浓厚的宗法性     

论义宁陈氏的宗法纲常思想

宗法纲常等传统伦理通常被视为封建流毒和现代化的障碍,受到激进思想家的批判,但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却依然坚信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宗法纲常不仅无阻于求富求强,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应当固守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