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德智关系论

德智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形式不同。这种不同形式具体表现为由“德智不分”到“德智分立”、由“以德统智”到“以智帅德”、由“以智利德”到“以智和德”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首先,人类未来的道德走向应是理智的;其次,科学与知识积极作用于道德的前提,是独立于道德之外的;第三,科学与知识对道德的作用始终是积极的。     

“悖理”“悖境”与“悖情”：道德悖论的情境理论解读

道德悖论本质上是实践理性领域出现的矛盾,表征在道德价值实现过程中出现的悖性事态。借助当代情境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依据“语境”、“心境”及“事境”的不同而将道德悖论区分为“道德悖理”、“道德悖境”、“道德悖情”三种形式,并可通过对特定“语境”、“心境”及“事境”中的矛盾焦点的具体分析来探讨道德悖论的消解之道。     

儒学与基督教“束身”观之比较

在任何一种文明中 ,道德体系的建立似乎都是以束身约己为出发点的。所谓束身 ,是人类为完善人格而约束人性世俗特征的一种手段 ,是人类自觉超越个人欲望、品味、志趣、感受和倾向而构建道德的一个过程。由于道德的基本内容是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境界 ,所以束身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活动。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基督教都是以道德为本的文化 ,它们在承认基本人性的基础上倡导束身以立德。本文试图对两种道德建立过程中的“束身”观进行比较 ,说明束身作为道德构建的普遍法则在两种文化中的共同作用以及表现上的差异。一、束身以立德…     

从以天论德看儒家道德的宗教作用

现在很多学者均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的作用。儒学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现象,奥秘在于儒学有一个独特的天论传统。自西周初期统治者为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以德论天”以来,春秋战国之际的天仍然具有伦理宗教的余韵,当儒家沿着思维的惯性“以天论德”即将道德的终极根源推给上天之后,其道德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宗教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宗教性是通过儒家心性之学中仁性一层实现的,将仁性的根源归给上天,仁性因为天的超越性而赋予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和力量,具有了强大的动能,进而保证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道德底蕴--以孟子为中心

本文认为,与道家实有形态的天人合一不同,儒家属于一种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这种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源于儒家特有的“以天论德”的思想传统,在这一传统影响下,儒家的道德学说便有了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也就是儒学的宗教性。这种特殊的超越性和宗教性对于儒学理论的完整性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德本还是情本?——关于中国诗学批评一个基本理念的辨析

情本是笔者针对于德本而提出的一个中国诗学批评观念,建构于道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上的德本诗学观,是传统诗学批评的核心理念.但抒情性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诗歌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情为本,有关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根本体认,关涉新时期诗学批评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视角,意义重大.我们认为:诗本根于情性,性情、情志本为一体.原典儒学就有“道始于情”观念,故情实质上是处于一个本根的地位.     

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

在道德哲学体系和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存在一个伦理一道德的悖论: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在道德哲学中,这一悖论已经概念地潜在,它以伦理的善与道德的善的价值冲突的形式表现。在现实中,这一悖论造成了20世纪严重的文明后果和灾难性的道德悲剧。道德哲学体系与伦理精神,应当完成两次辩证转换:一是由个体到集体再到实体的辩证转换;二是由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转换。与此相联系,个人主义便具有两种道德哲学形态,即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集体的形成,必须扬弃个体个人主义,伦理性是集体中的否定因素,只有将集体发展为实体,才能真正解决个体与整体的矛盾。集体上升为实体的必要条件是精神,准确地说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由实体上升为主体的真义,是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行动,从而不仅具有实体的伦理性,而且具有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性。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是将“道德世界观”推进为“伦理世界观”,形成实体的“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实体向主体辩证转换的道德哲学实质,是扬弃实体或集体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及逻辑结构探究

个人主义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是其内含的“道德悖论基因”,这种“悖论基因”的实践张力必然会演绎出普遍的道德悖论现象,这使得个人主义的演变历史就是不断为其自身“解悖”的历史,由此而形成个人主义目的论与其方法论相统一的结构模式。     

儒家立志说的伦理内涵与时代价值

立志为历代儒者极端重视与不厌申言而在儒学中成为一种学说与传统。基于内涵的深入考察,儒家立志具有“‘心’之‘道’而成‘德’”的内在逻辑,统摄儒家至为重要的“心”、“道”、“德”三概念,同时构成儒学的基本逻辑。通过一种现象还原的方法诠释“心—道—德”三位一体的儒家立志,“心”、“道”、“德”三要素分别指对特殊的个体、普遍的群体、自由的人类,立志即是一个将自然个体道德化为德性主体、将自然群体伦理化为德性共体而实现个体与类双重解放的自由化过程,作为对人之个体—群体二重性存在的德性安顿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在伦理与道德互文的意义上,儒家立志彰显出以“精神”、“自由”、“人本”、“尽心”为特征的伦理世界观与道德方法论,辩证地把握了人之意义与虚无（有与无）、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共体与个体（大与小）三对二重性存在本质,对于克服精神世界之虚无主义、生活世界之物质主义、伦理世界之原子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先秦儒家的主体人格思想及其现实意蕴

先秦儒家的主体人格思想贯穿了以“仁”为本的道德主体意识和实践意识,注重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社会。今天研究先秦儒学中的主体人格思想,弘扬主体性伦理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做学问的最高境界

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德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细细品来,这句话意蕴深远,富有哲理。诚哉斯言,我们应该以德为本求学·以德为尚治学,以德为首教学。 《辞海》释“德”为道德,品德。《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先哲荀子曰“道德纯备,智慧甚明”（《正论篇》）。我想,作力学者,以德为本求学是做学问的根本途径。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探究学问,发现真理,是学者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求学方向,是一项神圣而崇高的事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需要有厚实的专业基础、丰富的科学知识…     

宋明新儒学的逻辑发展及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本文遵循历史的顺序和逻辑的顺序一致的原则,揭示了宋明新儒学气本、理本、心本三派哲学的内在矛盾和陷入的理论困境,论证了新儒学三次重要转变的逻辑必然性。认为阳明心学十分简洁,水平很高。但新儒学的根本缺点是把“心”“性”本体论化,不论是张载的“性即天道”,朱熹的“性即理”,还是王阳明的“心即理”,都忽视了人有比道德理性和道德实践更为基本的活动,从整体上说是忽视人的生存论。     

论戴震哲学中道德的知识化倾向

戴震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了与传统儒学不同的思维路向。他以将道德知识化的方式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 ,以期排除理学因忽视知识而产生的道德危机 ,实现原始儒学所倡导的“仁且智”的理想。在他看来 ,知识不仅为道德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提供了保障 ,而且构成了道德的实质内容。他在扬弃知识的外在性的同时 ,还讨论了化解认识事物之理与追求道德之善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法。     

知识、道德与传统儒学的现代方向

文章试图通过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知识与道德代表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人们对道德的关怀方式也有认知的和实践的两种,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可以各自独立发展;尽管知识与道德的结合可以是一个理论课题,但是它们之间的真正碰撞和结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生。正像我们不能指责研究知识论就犯了“重知识、轻道德”的错误一样,也不能指责儒学作为一种道德传统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不少现代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学者)之所以从“形上学”、“存有论”等角度来寻求传统儒学与知识之间的结合,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误认为传统儒学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而没有把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的现代结合,当做一个现代人在面对知识世界的时候如何确保或重建自身价值的修身功夫和道德实践。     

王船山“四德”思想研究

船山继承了宋明儒学统一宇宙论与道德论的思想脉络,对“四德”这一重要论题给予了创造性诠释.他首先用“天德”、“人德”两范畴指称道学体系内天道之元亨利贞与人道之仁义礼智;其次提出了天德体用相涵、人德以诚、智、仁为统的理论特征;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以“性德”这一形上范畴来贯通天德与人德.而且船山将天德性德人德的统一视为君子身心修炼的最高标准,使“四德”成为他重建儒学正统的核心理论之一.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吸收了船山的天德、人德范畴,并将“天德流行境”视为心灵九境之最高境界,使“四德”成为现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颇具独立性的命题.     

试述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质及其精神

新儒学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通过汲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有益因素,促使儒学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文化思潮。它所形构的理论是与胡适等的科学主义相对应的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忧患意识”是这股思潮的出发点,“返本开新”是其建立理论体系的重要手段,再度复兴儒学是其直接的目标。“儒家主位主义”、“道德的中心主义”、“内在的生命主义”、“即理性而超理性主义”是这股思潮的总特征。不过,由于新儒家人数众多,其学又各有极致,因而这些特征在不同学者那里具有不同的展现形式。     

人德管理的人性假设——“道德人”

人德管理的人性假设不是基于简单的人性善恶，而是基于人性假设更高的概括——道德人，剖析传统道德人假设的现代内涵：人是有限理性，但具有无限理性（德性）的潜质；指出人是情感的存在。以“道德人”为人性基础的管理模式注重以人为核心，倡导“柔性”激励，这对于在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理念，正确贯彻“人为为人”的管理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日月之光:孔子儒学

儒学是我们的母体文化,与我们每人筋骨相连;现在强调传承儒学精华,是时代的召唤、社会的需要、民众的期盼;儒学以“以仁为本、以礼为序、以中为度、以和为贵”为核心价值观;并追寻“以乐为美”的“乐道”人生观;儒学铸造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特性,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色文化;儒学在新时期必须溶入现代,创建具有中国精神与民族灵魂为特征的现代儒学;并要努力构建“民众儒学”、“实践儒学”,使其通俗化、鲜活化,与孔子进行心灵交流,净化灵魂.     

王艮关于道德教育功能的基本观念

道德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和得以治理的根基,我国传统儒学一直致力于道德教化,竭力倡导“道德为先”的原则。王艮基于这一重德传统,坚持“德行为重,文艺为轻”的教育方针,希望通过有效的道德教育,培养民众的仁善品质,调节民众的情绪,解放民众的个性,实现“三代之治”的社会理想。     

儒学“治国”之“道”与“术”的重新思考

以“德”与“天命”为核心的世界观支配着儒学的生活世界,直至乡土社会瓦解之前都还适用。随着西学知识体系垄断现象的出现,儒学如何衔接现代社会就成为一个问题。固守传统的知识体系难以对原有的世界观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治国”是儒学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儒学治国的主要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德性养成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通过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使得德性原则在社会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儒学治理所分析的不是行为活动的策略规划,而是分析实现过程的历史逻辑,试图利用修身养德性来破解各种非道德领域关系。儒学经世致用的合法性取决于官方认定,但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推崇什么,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厘定。对于治国之“道”的笃信,使得儒学仅仅局限于“术”层面的反省。然而这远远不够,有必要重新反省“治国”之道与术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