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贫困、沉没成本、投资与受益主体分离——农民家庭"因学致贫"现象的理论阐释及对策

农民家庭"因学致贫"的主体是高等教育,其致贫的直接原因除自身经济水平外是高校的高收费与高消费,这种贫困属于脆弱性贫困,即农民家庭的经济脆弱性所致。中国教育和就业体制决定了个人和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的规模经济效应,中途停止投资意味着巨大的沉没成本。家庭投资最大、子女受益最多,投资与受益主体的分离决定了农民家庭"因学致贫"的持续性。高等教育助学贷款等政策可以缓解农民家庭"因学致贫",但要进一步减少和缓解"因学致贫"程度,还需要农民家庭转变观念,降低利他程度,子女多承担责任,甚至直接放弃高等教育投资。     

人口结构转变、家庭教育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入手,分析并通过数据模拟验证了在家庭和社会两种养老模式共同作用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家庭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均储蓄率正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人均储蓄率负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教育投资率负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教育投资率呈倒U型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增大抑制经济增长。     

大学生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基于安徽省怀远县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展开调查发现,目前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意识到教育有"投资"性质,但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动机呈现多元化;而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仍较高;但有一部分农村家长,尤其是学历较低的家长,对孩子上学的态度开始变得不太明朗。这需要政府和社会采取措施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加以引导。     

中国农民保健投入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山东省农村的调查

保健是进行健康投资的重要途径之一,初级保健和间接保健对农民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呈正相关关系.但大多数农民对保健投入都抱有谨慎支出的态度.相反,很多农民家庭的医疗支出却是上千元,甚至上万元.为什么农民的保健投入行为会与理论结果相悖呢?实证分析表明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民保健投入的重要因素.农民较低的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约束了农民对保健的投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加大农村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强度可以提高农民的保健投入水平,进而有利于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     

农户投资非农产业意愿及其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甘肃两省农户的问卷调查

以2008年对陕西和甘肃两省746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二项Logistic和Ordinal Regression模型对农户投资非农产业意愿及其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5．3％的农户没有投资非农产业,投资非农产业的农户中有74．1％的农户对投资收益持积极态度。农地面积、家庭常住人口、户主的教育程度、农户的风险态度、家庭财务状况对农户投资非农产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农地面积、是否愿意采用新品种、户均年收入对农户投资非农产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

土地征收势必会导致农户生活消费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是土地被征农户维持并改善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用基于Logit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研究显示：土地征收显著提升了农户生活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且农户户主特征、健康与保障状况也对生活消费、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土地征收使得农民家庭的生活消费上升幅度为19.0%～22.2%;土地征收使得农户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分别提高了9.6%～15.5%和20.6%～20.9%;并且,东部地区农户相对中西部地区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更高、教育和健康投资力度更大。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土地征收制度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家庭差异,进一步引导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帮助不同地区农户实现生活平稳过渡,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西部贫困山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例

利用贵州省毕节地区1988—2008年教育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分析中国西部贫困山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奠定基础阶段,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在初级发展阶段,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显著性水平不高。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广西高师生个人教育投资与预期收益关系的调查研究——以广西师范学院为例

广西高师生个人教育投资与预期收益的关系研究旨在增强人们对个人高等教育投资和收益关系的理性分析和思考，促进学生对个人高等教育投资和预期收益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学生积极的就业观念，了解学生的现实需求和就业意愿。研究采取分层取样、问卷调查、文献研究的方法，选择广西师范学院2011级大三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广西师范学院学生家庭所在地、个人教育投资现状、广西高师生个人教育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和广西高师生个人教育投资与预期收益进行调查结果分析。通过调查研究，得出广西师范学院学生个人教育投资会增加预期收益的正相关的结论。广西高师生个人教育投资与预期收益的关系的调查研究把教育理论、经济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具有实用性、研究意义和价值。     

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尤其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应主要从研究教育投入入手。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教育投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教育投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并得出教育投入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为38.0424%。     

我国农民增收问题探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论文分析了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并重点探讨了农民增收的途径 (对策建议 )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增加农村教育投资 ;精简农村政权组织 ;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80后"家庭风险态度和投资分散化的研究

基于2016年合肥市"80后"家庭金融调研数据,将3种不同风险水平的金融资产分类为7种资产组合,并将新型互联网金融引入到投资组合分类中,研究不同家庭规模投资者风险态度和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关系.研究发现,"80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低于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水平,投资分散化程度高于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水平;"421"家庭持有的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高于非"421"家庭;"80后"家庭投资分散化程度受收入水平影响较大,房产对其投资分散化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农村家庭小学阶段教育投资的个案分析——基于山西农村M生家庭教育投资的调查

通过对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农村M生家庭教育投资进行个案分析,发现农村家庭小学阶段教育投资总额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给农村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这一状况是由经济、制度、观念等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要保证农村学生享受优质教育、实现教育平等,就必须切实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农村家庭有选择地进行教育投资;加强农村学校教育的基础地位,推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健康、和谐发展。     

基于CHFS的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研究

根据CHFS研究结果,我国目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参与率较低,这不利于刺激我国经济的发展,并且阻碍家庭收入增长。资本市场资源配置与服务实体经济需要资本市场良性发展,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是保证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参与率低的原因,分析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变量;从而探索提升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方法以及意义。     

公共教育投入如何促进包容性增长

基于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深入探讨公共教育投入影响居民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能够使低收入群体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更多,进而从总体上降低收入的不平等。各级各类公共教育投入都能够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但是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不同,其中：基础教育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改善社会分配,特别是加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助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高等教育投资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推进创新发展的方式,更有效地提高个体收入,促进经济增长。     

家庭背景对不同年代教师的影响初探

研究家庭背景对不同年代教师的影响有重要价值。以问卷调查法为主,文献分析法及访谈法为辅,选取广东省某市156名教师作为对象,研究发现:教师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母亲受教育程度比父亲低;教师父母亲职业比较单一,职业地位较低的农民、工人占的比例较大;不同年代的教师,家庭背景存在显著差异;选择教师职业受其家庭背景重要影响;家庭背景优劣影响教师教育观念呈现;家庭所处阶层不同,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也不同,家庭背景越差的教师,工作满意度越高;教师的自信心以及教师综合能力也均受其影响。     

绝对贫困和主观贫困抑制还是激发农民政治参与？

以我国5省(区)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建构多维分析框架探究绝对贫困与主观贫困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抑制效应或激发作用。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政治环境中的不同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的抑制效应都不显著,但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在国际3.1美元贫困标准和2010年国家贫困线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抑制效应。不仅如此,无论贫困标准高低,绝对贫困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正向自洽的抑制效应都不明显,然而在中等以上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均可显著抑制农民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此外,主观贫困标准虽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和高层次政治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对他们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和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有明显激发作用;而且农民主观贫困标准越高,越能促进其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     

农民家庭理财现状问卷调查分析

对部分省份农民家庭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分析了其收入水平及结构、支出水平及结构、投资品种及结构、筹资品种及结构;并对其他农民问题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得出了农民整体收入低,非农业收入大于农业收入,年轻家庭比年长者家庭有更多的节余;农民支出上普遍节衣缩食;投资品种单一;融资渠道狭窄;基建开支、生产资料开支、教育经费支出较大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基本空白等理财特点。     

农村劳动力教育投资需求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

农村劳动力对教育的需求会转化为他们对教育投资的需求,由于农民投资教育会受到诸如教育成本高、收益实现困难以及生产力落后等因素的制约,从而降低了农民对教育投资的需求。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积极实施农村教育改革;加强农村劳动力存量的培训教育和制度创新支援农村教育以扩大农民对教育投资的需求。     

论家庭子女教育投资中的非理性行为

家庭参与教育投资是教育投资渠道多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随着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个性化发展,在投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非理性行为.究其原因,主要有:政府宏观政策变动后家庭投资自主权增加;社会、学校教育目标的定位偏差与误导;教育筛选功能的负面影响;教育市场的特殊性等.为减少非理性行为,社会应加快教育体制改革、规范教育市场、完善教育投资服务体系和贷款制度、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学校除提高教学质量外还应采用多层次的办学评价指标;家庭也应不断提高自我投资能力.     

我国居民家庭生命周期消费储蓄行为动态模拟研究

本文建立了家庭生命周期消费储蓄优化模拟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我国居民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各类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进行了模拟研究,比较分析了家庭生育决策、教育决策和收入转移决策变化对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以及利率变动和信贷约束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路径有着重要影响,约束了家庭在新生阶段和中间阶段的消费水平;教育费用的提高和教育投资实现的不确定性风险提高了家庭的教育储蓄水平;生育数的降低、教育投资机会的短缺和代际关系的松散化趋势提高了家庭的养老储蓄水平。利率的提高使生命周期前期的家庭消费下降,使生命周期后期的家庭消费提高。提高利率政策的消费传导效应,可以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和增加消费信贷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