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红楼梦》两英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提出的解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历史误读、文化过滤、重译等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学翻译是对文本重新解释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同一文本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译本。名著重译正是哲学解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积极贡献。     

阐释学的视域融合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观点揭示了人类理解的本质,认为人们的历史性意识使翻译的过程成为译者视域和文本视域融合的过程。本文根据伽达默尔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等阐释学原则,对比分析了《飘》不同译本的译文片断,说明不同时代的译者和原作有不同视域融合结果,文本意义由此而延续发展。     

文本意义开放的度及翻译

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其开放性,但意义的开放有个度。拟从哲学阐释学：视域融合的角度对文本意义开放的度进行分析。指出文本开放度受视域融合度的影响,更因文本类型、历史阶段、文化领域及读者自身的不同而不同。而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因此文本开放度对翻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把握好文本意义开放的度,才能产生有效的理解,才能产生好的译文。     

从视域融合视角看关联翻译的本质属性

关联翻译的本质属性为:交际性、动态性与阐释性。交际性实质上是视域融合的对话过程,动态性体现了视域融合的历史性,而阐释性印证了视域融合的相对性。关联翻译的本质实际上是各视域相互融合的对话交际过程。     

从哲学诠释学理解观看译者对源文本的解读

一切翻译工作始于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哲学诠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这一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哲学视角。根据哲学诠释学,文本理解是历史性的,理解者的合理前见构成了理解的基本条件,在对文本理解的过程中,理解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需动态地融合。翻译本质上是对源文本跨语言、跨文化的解释过程,译者不可能跨越源文本及自身的历史性,同时译者视域须与源文本及作者的视域调整并融合,译者解读源文本时产生的前见并非都是有害的,合理前见不可避免,并有助于译者对源文本的正确解读。     

隐身于译者主体性后的"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理论中的"视域"和"视域融合"是重要的阐释学概念,"视域"由主体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等因素构成。在翻译中,原文作者与读者(包括译者这一特殊的读者)由于各自的"偏见"导致不同的"视域"。而"视域融合"是原文文本和读者一译者不同的"视域"彼此融合的过程和状态。伽达默尔对"视域融合"的阐述是哲学的、宏观的,本文则从原文文本和读者—译者的不同"视域"出发,廓清"视域融合"理论在翻译学框架中的意义,并重构其过程及结果。     

对跨文化翻译的哲学诠释学反思--理解、译解与解释的动态效应

伽达默尔合理的理论内核——从理解的历史性到视域融合，对当今译学理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译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译者只能在不断展开与升迁的理解能力范围中与原文本的意义域保持一种动态的历史对应。在跨文化翻译中，语言和文化之间的透明互译是不存在的。跨文化翻译标准是一种动态的、不断演进的、难以最终确定的相对标准。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翻译误读研究新探

当前学界不同领域对误读认识不一。受此影响,翻译研究者对误读的认识也较为混乱,主要表现为：（1）不加审视的理论引入;（2）过分强调并夸大误读的积极作用。根据哲学诠释学理论,译者视域和文本视域无法很好融合、不能达成一致时做出的理解和诠释才构成翻译误读,并进而形成误译。在翻译活动中,理解的历史性使译者形成了自己最初的成见和视域,但它们往往包含着错误和偏狭的成分,是误读的根源。只有当译者充分地尊重文本的异质成分,面向文字背后的＂事情本身＂,他才能和文本对话,并且在对话中不断抛弃和纠正错误的成见,修正和开阔自己的视域,最终原作视域融合,形成合理的理解和诠释。     

走向译者的诗性之美——诗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接受善学视角

接受美学是西方文论中读者中心论思潮的典型代表,基于期待视野、召唤结构、文学历史性等理论视角展开。诗歌翻译作为在跨文化视域中接受、传承诗性之美的重要方式,在译者主体选择背后隐藏着主体的期待视野,诗歌文本内在的空白召唤着译者的主体创造,译者的主体演进赋予诗歌文本跨文化的历史性。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接受美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正确对待接受美学思想对于推动翻译研究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的视界融合

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重要概念“视域融合”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亦有其重要意义。以辜鸿铭翻译《论语》的实践为例,辜鸿铭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国情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追求视界融合的过程中作出较为积极、有效的选择,删除源语文本中不利于视域融合的部分,重视西方文化历史以拓展儒家思想的精华,为典籍英译提供了一种颇具参考价值的翻译方法。     

接受与阐释：《萨迦格言》英译本的多元存在

《萨迦格言》是藏族文学中最具代表的作品之一,凝练精辟,寓意深远,教人为人处世的道理。其英译本目前有四个,英译本的存在使得这部藏族珍品得以在英语国家流传,让更多人了解藏族文化。接受美学认为文本是开放的,充满了空白和不确定性,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阐释学注重理解和解释,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成为阐释学在文学翻译上使用最广泛的三大原则。在接受美学和阐释学视野下对《萨迦格言》的英译本进行分析,能使读者对《萨迦格言》的英译本有一个更为深入的理解,对更好地传播藏族文化和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大有裨益。     

伽达默尔阐释学对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解释

本文从伽达默尔阐释学中的核心概念：即理解的历史性、偏见观和视域融合来解释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认为作为第一读者的译者由于理解的历史性,琴身的偏见及与原作者的不同视域就使得翻译不可能重复原文,肯定了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的合理发挥。     

翻译标准相对性的哲学诠释学观

从诠释学角度看,翻译的本质是解释。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的历史性共同导致了翻译过程和结果具有解释性。但这并不否定翻译标准,相反文本的确定性和译者视域中公共视域的存在决定解释应有度。这一度动态而开放,进而决定了翻译标准的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正是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辩证思想为基础的。     

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哲学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伽达默尔在前理解、完全性的先把握和视域融合等概念基础上提出效果历史的观点，认为理解是有历史性的。以理解为基础的翻译也因其历史性而产生对原文和原作者的叛逆，在译介学的翻译研究里，这种叛逆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从现代哲学阐释学角度着重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哲学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伽达默尔在前理解、完全性的先把握和视域融合等概念基础上提出效果历史的观点,认为理解是有历史性的.以理解为基础的翻译也因其历史性而产生对原文和原作者的叛逆,在译介学的翻译研究里,这种叛逆是一种创造性叛逆.从现代哲学阐释学角度着重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典籍译者主体性的哲学阐释学观照——以“易安词”英译为例

哲学阐释学的三个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与"效果历史"应用在"易安词"英译的个案分析中,误读、文化过滤与复译(重译)现象证明了典籍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主观能动性.哲学阐释学本体论思维辨证证实了典籍译者主体性的合理性.     

从“视域融合”角度浅谈文学译作的创造性

引用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视界融合的理论,展示了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作的形成经历了两次视域融合。译者前见的介入使融合所得的新视域不同于原作视域产生于第一次融合,第二次融合中,目的语文化视域的介入使刚形成的新视域再次变形。这样,译文的形成是译者的视域与文本视域在相互发生融合形成的新视域。揭示文学翻译本质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融合”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现代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具有十分重 要的启发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视域融合是发生在异质文化互动中的。异质文化互动中的视域 融合使历史文本的作者与读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间差距,而且存在着空间意义上的文化差距。对于实现这种 视域融合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在实践中把握视域融合过程的问题逻辑。只有深入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过程 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真正通过视域融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论伽达默尔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的理解不只是停留在文本本身,他强调"文本新意义"。对文本的理解需要创造性,前见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理解不可缺少的条件。基于此,他提出视域融合来解决传统历史性带来的不同视域对理解造成的差异问题。     

跨文化文本理解的哲学诠释学视域

当代哲学诠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跨文化文本理解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哲学反思的空间。从跨文化文本理解的历史性、理解者与原文本作者视域融合的不可或缺性,以及跨文化理解中理解者偏见的合法性等三方面展开研究,可以为跨文化文本理解的研究寻求一种哲学诠释学视域,从而使跨文化文本的解读从以往的表面化范式中得到理论升迁,进入跨文化理解的一种新的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