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和实施环境分析

排放权交易是在实行总量控制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明晰产权的方式将市场机制充分运用于环境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和实现环境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政策。鉴于排放权交易制度取得的巨大成效和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严重的环境资源约束,探讨了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并对我国碳强度减排目标约束下的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环境进行了深刻剖析,旨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内外的减排压力提供新的管理思路。     

美国SO_2排污权交易的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排污权交易是污染物防治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当前,我国将SO2作为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控制对象,提出了明确的减排任务和目标,但政策实施的效果却很不理想,究其原因是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美国在SO2污染物防治方面的制度安排是排污权交易,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成功经验对我国的SO2排放和减排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研究排污权交易可以为我国开展的SO2减排工作提供有效的政策工具.     

碳排放权交易驱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设计准自然试验,借助2011-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两方面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与非试点区域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地区内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效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碳排放权交易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显示,在不同城市层级与城市规模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作用,在中心城市与大中型城市中政策激励效应更显著。有鉴于此,提出持续实现碳市场主体与品种扩容、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减排作用、制定差异化激励措施相关建议,为提升企业碳减排成效提供理论参照。     

中国碳交易试点的减排效应与政策机制——基于市场制度特征的视角

基于中国碳交易试点建立政策分批实施的交叠双重差分(Staggered DID)模型,进行碳减排效应和政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碳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未表现出直接的“两难冲突”问题。但其通过降低煤炭占比实现减排效应的政策机制,在“双重约束”下对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挑战。经过基于市场制度特征的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碳市场在自发竞争提升排放“基准”水平方面存在“市场失灵”问题,CCER市场也还未发挥出应有的创新激励效应。因此,建议在碳配额有偿分配环节设计构建“政府+市场”的优势互补制度,以科学论证的“标杆”作为排放“基准”目标,弥补“市场失灵”,在全国统一市场架构下完善、规范CCER市场,作为中国碳市场实现“共赢”的制度基础。     

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波特效应研究——基于中国11个试点省市的数据

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是亟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市场机制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已经试点十余年,排污权交易是否实现了“波特假说”提出的环境和经济双赢呢？使用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将2007年的11个试点省市设为实验组,通过构造两个DID模型分别对排污权交易的经济效应和减排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排污权交易在我国试点地区实现了“波特效应”,但效果较弱;分区实证表明西部地区的“波特效应”强于东部地区。     

我国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利益考量与制度构想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化手段,有助于实现我国的自愿减排目标。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作为排放权交易的起点,存在诸多利益分化。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如果初始分配不合理,将导致利益失衡,从而降低污染治理效率。因此在实践中应采取灵活的机制,实现初始分配的公平,使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更多主体所接纳。     

碳排放权交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启动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评估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影响的动态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所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交互项系数在0.05左右，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会明显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实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会逐步增强。机制检验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会通过倒逼企业减少污染排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时无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增加。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

采用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港澳台地区及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的减排效果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未进行试点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区域的碳减排,降低了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挤出效应、激励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3种微观机制达到碳减排的效果。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扩大政策试点范围;培育企业环保和绿色创新新业态,为企业提供技术补助和绿色创新的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等建议。     

排污权交易试点能否促进绿色发展

利用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排污权交易的污染减排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探讨排污权交易试点对绿色发展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显著地促进了试点地区的污染减排，也提高了技术创新绩效，但排污权交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不明显。排污权交易试点对绿色发展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发挥排污权交易市场功能。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作准自然实验，采用SBM-GML方法构造全域GML指数来表征绿色经济增长，并使用双重差分法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碳交易政策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东西部地区政策效果显著，而在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加大环境政策力度和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     

基于DID模型对中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评价——来自吉林省的数据

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是财政分权模式的新探索,也是对财政放权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创新。运用DID模型考察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吉林省县域财政及县域经济的影响,发现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影响显著,但由于财政支出更多地流向了政府人员开支等消费性支出,而没有带来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财政体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各县财政激励效果较弱,财政收入的努力程度较低,省对县的财政支持导致了县乡对上级政府的依赖加大,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再评估——来自PSM+DID的新证据

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问题,文章从方法论视角进行了审视,提出正确认识并使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方法,是精确评估股权激励效应的前提.传统PSM无法实现不可观测因素的匹配导致样本自选择偏误仍部分存在,文章采用改进的PSM+ DID,评估发现:股权激励总体上提升了以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衡量的公司业绩,提升幅度分别达到22.22％和19.51％;从动态视角看,随着年份的推移,公司业绩提升速度逐渐放缓,股权激励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规律.而通过对比PSM+ DID与传统PSM评估的结果,文章证实PSM的确高估了股权激励效应,PSM+ DID的评估结果更加精确和稳健.此外,文章还证实,宏观经济形势并不会对股权激励效应产生影响,因担心宏观经济形势拖累股权激励效应而中断实施股权激励的思维存在一定的误区.     

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消费?

农民消费行为的产权含义始终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基于“农地确权Ｇ土地功 能Ｇ收入结构Ｇ农户消费”的分析框架,探讨农地确权政策影响农户消费的内在机理.分析表 明,农地确权契合国家宏观经济扩内需、强消费的内循环政策导向.使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 PSMＧDID 模型估计农地确权的消费效 应.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农地确权显著促进农户人均消费、人均商品性消费,但对人均服 务性消费并无明确影响.进一步证据表明,基于农地保障性功能和财产性功能使用的农户, 农地确权政策将显著提高其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农地确权消费效应在兼职农民家 庭中最为显著,但农地确权政策并未带来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提出挖掘农户消费背后的产 权含义将有助于扩大农村内需,促进农民消费.     

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2012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86个县市2009-2017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定向增发中的大股东认购、盈余管理与公司长期绩效

文章以2006-2009年中国A股市场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次关注了大股东参与的作用,使用匹配倍差法从公司长期经营业绩的角度考察了上市公司实施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后的长期业绩状况,为大股东自利导致的盈余管理的存在提供了论据。研究发现:中国实施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在增发后长期业绩出现显著恶化。该结果说明,实施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的公司在定向增发实施过程中大股东以私利为重,导致了公司的长期业绩滑坡。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城市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城市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并探讨背后的相关机制。研究表明,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城市出口结构的升级,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下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城市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城市创新水平提升是城市开通中欧班列促进出口结构升级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分析表明,中欧班列开通的影响效应存在非均衡性特征,西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心节点城市更易享有政策红利。     

社会保险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子女养老替代效应研究——基于CHARLS的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与2015年两期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分析了以新农保、新农合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子女经济供养、医疗供给的替代性效果,实证研究发现:新农保、新农合对其子女提供的经济供养、医疗供给具有替代性,但替代程度均较低;新农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医疗参与率,降低其医疗担忧;同时,基于异质性讨论进一步发现,个人(家庭)保障能力越低,新农保、新农合对其子女养老的替代效应越明显。因此,要加大新农保、新农合等社会保险政策为农村留守老年人带来的经济与医疗福利效应,在有效提高政策补贴标准与范围的基础上,着重关注农村留守老年人群体的养老与医疗困境,并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倾斜政策。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来自我国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为探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的影响,我们利用关税数据、2000-2006年的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共三套数据,将其合并后,先后采用基准固定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检验,得到一致估计结果：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随后,我们利用逐步检验法估计中介效应,探讨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侵蚀企业利润、提高企业出口规模和加剧市场竞争间接促使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本文的结果可以为中国当前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番薯引入对明清人口的影响

明朝时期,番薯、玉米、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开始引入中国,其中番薯由于其独特的高产、易种植等优势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至清朝末年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番薯的引入对明清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人口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对17个省份地方志的整理以及对其他史料的搜集,获取我国各省番薯引入时间、种植情况、土地适宜性以及人口等相关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在控制玉米引入时间、战争、灾害、传染病等重要协变量基础上,定量研究番薯引入对明清时期人口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番薯的引入对人口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番薯对南方人口的增长作用远远大于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