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港时代海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预测

以自贸港时代为背景,构建离岛免税购物人数、离岛免税购物人均花费、生态文明村数量等特色指标,借助综合效益评价、耦合协调度模型、GM(1,1)预测模型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综合效益指数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耦合协调状态良好,呈现上升趋势,2011—2016年耦合协调度等级为勉强协调,2017—2020年耦合协调等级为中度协调;旅游经济效益指数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清晰,两者模拟效果较好,具有正相关性;预测2021—2025年,两者耦合协调度将整体呈上升发展趋势,耦合协调度为优质协调。结合自贸港时代特征,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     

东盟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实证研究

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环境、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科技与创新水平、涉海企业管理水平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这五个大类作为一级指标,运用因子分析对除老挝外的东盟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潜力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一是新加坡海洋经济发展潜力综合评价得分第一,该国具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较高的海洋科技与创新水平和涉海企业管理水平;二是印度尼西亚的综合评价得分第二,该国海洋产业规模大,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多样的海洋生态;三是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综合评价得分分别为第三和第四,这两个国家海洋产业发展水平、海洋科技与创新水平、涉海企业管理水平、海洋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都很不错;四是其他国家的综合评价得分均为负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的后发山区内源式发展——来自浙江遂昌的经验

推进山区尤其是后发山区的发展是近几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重点,也是一大难点。浙江省遂昌县在"富民"、"民主"、"文明"、"和谐"这四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以内生资源为基础,推进经济发展;以民生福祉为根本,推进社会发展;以生态保护为优先,推进环境优化;以先进文化为引领,推进文化发展;以四力建设为保障,推进政权建设,为后发山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总结出了生态富民、绿色跨越的"内源式发展"新经验,即遵循"贫穷不等于贫困、传统不等于落后、生态保护不等于放弃发展、欠发达不等于执政能力低标准、经济欠发达不等于幸福指数低水平"这五个"不等于",依靠内源性资源,发挥内生性优势,推进内生力增长,进而实现了后发山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跨越。     

生态综合指数在城市生态评价中的应用——以重庆市为例

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以重庆市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结构、功能和协调性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用城市生态综合指数,对城市生态化程度进行分级,评判重庆市城市发展的生态化程度。结果显示,2008年重庆市的生态综合指数为0.512,生态化程度一般。制约重庆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城市结构不尽合理、城市功能不够完善及城市的协调性偏低。针对这些制约因素,重庆市城市发展过程中应优化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倡导节约生产和完善生态城市评价体系。     

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基于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比较分析

基于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经济效率相互协调的视角,构建三元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以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两大城市群的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升级—绿色经济效率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和空间关联效应,结果显示：第一,京津冀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但整体协调水平偏低,其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耦合协调水平较高且增长趋势变动明显,2005年为初级协调,2018年转为中级协调。第二,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在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均呈现出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依赖特征。第三,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支持力度、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对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三系统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和方向有差异。     

试论人为灾害学

在“天—地—生—人”的大系统中,现实及未来灾害越来越暴露出人为化趋向。为此,作者较系统地分析了人为灾害的科学、社会、自然属性;并用发展中的人的可靠性工程、灾害社会学、失误分析方法学等大系统故障事理学理论,提出了有普适性的人为灾害评价模型及控制方略;作为一种探索,作者还研究了人为灾害管理哲学等交叉学科的问题。     

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途径——兼论应对气候变化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内涵

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途径是灾害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气象灾害的“组织一制度”研究途径和“政治一社会”研究途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文化回应为主线的新型气象灾害研究途径。结合我国气象灾害的实际,可以将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气象灾害类型学的文化诠释,气象灾害应急、救灾中的文化应对和适应,气象灾害恢复、重建过程中的文化恢复、变迁和构建。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应综合运用追踪调查、田野调查和灾害民族志等方法。在应对气候变化视角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审视生态文明,在解决气候危机的基础上引入生态文明,在人类文化回应的主线上建设生态文明,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发展生态文明。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的法律保障研究

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中法律保障问题与困境包括:缺乏统一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组织机制缺乏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缺乏稳定的深度合作模式;发展不平衡成为推进环境合作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为此,需要完善京津冀区域环境治理法律保障体系,形成区域环境治理法律框架,逐步完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与运行机制,设立华北督察执法局作为统一的区域环境执法机构。     

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成效显著,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一,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一环.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生态环境是衡量人民幸福感的新尺度,实现生态安全就是践行国家总体安全观.第二,"绿色化"代表现代化建设的生态转向.实现"绿色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抉择,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制度依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扬弃与超越.第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取向在于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命共同体".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引领绿色发展,坚持共有共建共治共享相统一原则助推生态治理,坚持将"生态共生"理念融入现代化建设之中.     

舟曲灾后生计重建、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舟曲"8·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对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贫困农牧民家庭生计系统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本文通过梳理泥石流自然灾害应对与扶贫开发的理论,剖析了舟曲泥石流自然灾害频发的成因和扶贫开发的困境,进而得出贫困灾区防灾减灾与扶贫开发、生态修复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它也是实现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