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总体性资本与转型期精英形成

近些年来 ,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形成和转换问题 ,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市场取向改革之后 ,支配这些国家社会生活的精英有了那些变化 ?是旧的精英得以延续 ,还是出现了与旧的精英迥然不同的新型精英 ?中国也面临这些问题。本文以资本的类型以及组成部分资本类型与精英形成的关系 ,来讨论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精英形成和变动问题     

中国城市精英的二元职业路径：1949－1996

最近对于共产主义背景下的职业流动研究表明党员身份和教育对于行政管理职业和专业技术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使用1996年中国城市成年人口全国抽样调查的生活史数据资料，我们发现上述研究结果是十分令人信服的，而且在这两条职业路径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仅仅是现阶段，具有大学学历者成为行政管理精英的机率要高于高中毕业者，但是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党员身份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且具有党员身份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从来也没有提高过。我们还发现，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虽然10多年来，两条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也有所改变发展，但是仍然维续着。所以，中国的职业流动是一种同对政治机器的忠诚原则相结合而又与现代职业的能力原则相分离的混合物。近些年来的变化是曾经被毛时代所速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回复的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     

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

本文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研究住房市场化背景下宏观和微观因素对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的影响,提出了“世代机遇论”“购房时机说”“精英优势论”“家庭禀赋说”和“理性选择说”等命题,并依据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在二套房获得上,世代和单位因素影响减弱,职业地位和家庭因素影响增强,经济管理精英、专业精英,以及家庭经济能力强、家庭资助或在房改结束前获得首套房的居民具有优势,房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二套房的购买。本文认为,早期市场化改革为不同阶层提供了住房机遇,但再分配和市场导致的住房不平等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相互强化,未来住房改革的重点在于避免住房贫富分化加剧。     

The Sociology of Practice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Market Transition

“市场转型理论”有四个特点:第一,所关心的主要是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第四,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本文以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一种“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强调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对市场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这种路径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并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互相对立的视角。     

参军：制度变迁下的社会分层与个体选择性流动

国家制度变迁不仅带来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也促使个体对流动机会做出主动选择,因此,地位获得模式不能仅考虑分层机制而忽略微观个体选择性流动的影响。基于CGSS2006数据,本文对参军问题的分析支持了这种观点。研究发现,参军作为政治忠诚的体现,对个体的回报在改革后有较大下降;不同时期参军地位获得模式体现着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和对参军回报审视后个体选择性流动的共同作用;当参军能带来较高回报时,参军资源在不同地位群体间体现出更大的不平等。〖JP2〗最后,在参军期间的地位获得上,由于权力的屏蔽效应,个体选择性流动使得此时的地位获得出现了与一般模式截然相反的趋势,即农村青年和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反而有更高的入党比例。〖JP〗     

国家还是市场: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市场转型偏好

以往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通常关注转型的过程及其后果,却较少注意人们的主观意愿。在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对市场转型的态度是其选择和行动的基础,这将会影响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2012年“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调查数据发现,与本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表现出更强烈的市场转型偏好,且这种偏好倾向随世代推移呈现增强趋势。研究还发现,“城城”流动人口比城乡流动人口更支持市场转型,流动人口内部存在显著分化。本文认为,结构性因素与认知性因素是市场转型偏好分化的重要原因。城镇内部的二元隔离是流动人口无法充分获得市场化红利的根本原因,唯有改变这一状况,才能消解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态度上的隔膜。     

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

本文基于经典的“世代分析”框架和系统信任研究的“文化论”路径,试图回答：与其前辈相比,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在对基督教信任方面有无差异？若有,近代以来影响国人对基督教态度的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其间是否仍具中介影响？以此会突显民众对基督教怎样的态度变化？文章通过对长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世代与基督教信任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且影响较弱。由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新生代在实现包容性国民精神转型方面的向好态势。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英文)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Job Mobility and the Two-track Model of Chinese Urban 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