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兼论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之异同

现行百卷本《宋元学案》的层次结构与学案设置,由其实质意义上的完成者全祖望所决定.经过全祖望的修补,在层次性质上,《宋元学案》由比较纯粹的宋元哲学史演变为宋元儒学思想史与文献资料汇编.在结构内容上,《宋元学案》的史学(史传)与学术谱系(家谱)色彩非常浓厚.在学案设置上,全祖望修定与次定的学案反映了全祖望与黄宗羲思想史观的共识,补定的学案反映了两人思想史观侧重点的分歧,补本的学案体现了全祖望对黄宗羲道学思想史体系的突破.全祖望设置学案的标准与黄宗羲在“黄氏原本”中注重思想流派与地域学术的立场相比有继承也有突破,在考虑学术脉络、地位及宗旨等纯学术因素的同时,也注重人品道德与政治事功等方面的因素.这体现了作为哲学史家的黄宗羲与作为史学家的全祖望在思想史观上的差异.     

论黄宗羲"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 ——以其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

在禅风炽盛的明清之际,黄宗羲强调儒者"作文不可倒却架子"。首先,在对当世儒者所撰塔铭的批评中,黄宗羲认为"启众信、备僧史"理念统摄下的塔铭写作有失儒者气象,文章往往雅俗相乱。其次,在自身塔铭创作上,黄宗羲的儒者本位意识也有所投射。论及僧诤时,他善于借儒者之例批判禅林门户之见;为逃禅者作塔铭时,他着力凸显塔主"外禅内儒"之精神实质。以黄宗羲的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可解读其"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的内涵,并可感受当时儒释交游之张力。     

《明夷待访录》与《社会契约论》

黄宗羲(1610—1695)是十七世纪中国著名的民主启蒙思想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卢梭(1712—1778)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黄宗羲于1663年写成的《明夷待访录》,比卢梭于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又称《民约论》),早出近一百年,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这两部著作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本文仅从几个侧面,对两者政治思想的异同加以探讨。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启蒙意义及局限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民本思想有六大突破:把维护天下人的“自私”、“自利”作为为君之“本”;把“在万民之忧乐”作为“公天下”的基本诉求;将民本思想中尊重民意的观念上升到尊重民众权益的思想;认为“以民为本”就是君为民设、君是民仆;君臣都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因而是师友关系;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政治观念。由此可见,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但他从传统民本思想中得出的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结论,却超越了民本思想,是具有民主启蒙意义的新民本思想。但用近代民主思想来考察,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没有人权观念;没有“主权在民”的观念;虽然看到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弊端所在,但并没有真正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引发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理论。     

黄宗羲东渡日本史事考

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同、光之际,他的裔孙黄炳?辑《遗献梨洲公年谱》,即称之为宗羲生平三大案之一(《遗献梨洲公年谱》卷首《遗献梨洲公年谱叙》)。然而,由于在传世的黄宗羲遗著中,对这一段经历罕有涉及,以致引起后人争议,迄今悬而未决。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看法。雍、乾间学者全祖望认为,黄宗羲东渡日本在顺治六年冬,目的是为了向日本乞师(《鲒埼亭集》卷十一《黎洲先生神道碑文》),此其一。其二,近世学者梁启超于此则持异议,他撰文驳全氏之说,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为顺治元年,目的在于“避仇亡命”(《饮冰室文集》之十四》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一个是“避仇亡命”,一个是“乞师”邻邦,而且时间又相去五年之久,二者的距离是很大的。二说孰是,颇费推敲。以下拟就此试作一番钩稽,以求教于方家。     

黄宗羲与明清之际学统的重建

明清之际的学术出现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的新的转向,其表现之一,即是明清之际的大儒们重建学统的努力.黄宗羲冲破时代的"囚缚",将他的批判深入到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并从科举"时艺"中走出来,返求之六经,并以"切于民生日用"为去取标准来重建儒学的品格.他认为"儒者之学"是"经纬天地"之学,主张"通今致用"、"学贵适用",反对科举之学、口耳之学,摒斥"锢人性命"的章句、时义、批尾之学.他主张道在六经,其复兴古代六艺之学及其多元人才观的表现之一,是他对"绝学"的提倡.他重视"学脉",从某种程度上重建书院讲学治世的精神,重视学校对世态人心的塑造作用,主张"学之盛衰,关乎师友",力倡"自得"精神与学术争鸣.黄宗羲的这些主张,体现了重视主体性重建的务实、平等的近代特色.     

黄宗羲 刘宗周思想比较初探

一个是被誉为封建社会的皦皦完人,一个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启蒙思想家。如嵇文甫先生所言,梨洲之学,远宗阳明,近承蕺山,但考察黄刘关系的文章至今付之阙如。本文仅宇宙观与人性论方面,并结合两人所处的时代,作一剖析。一黄宗羲的哲学与他的明快锐利的政治见解相比,每每给人以晦暗驳杂之感,以致迄今众说纷纭。其实,黄宗羲的哲学是以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力图使各种对立的观点折衷为特点的。除了人所共知的“盈天地皆心也”“盈天地皆气也”这二个自相抵牾的哲学命题同见于《明儒学案》外,还有“尽天地间皆是理”(《答忍庵宗兄书》这一全称判断。     

论黄宗羲的文学思想

黄宗羲的文论黄宗羲在《李杲堂先生墓志铭》中说:“文之美恶视道合………聚之以学,经史子集,行之以法,章句呼吸,无情之辞,外强中乾”,文、道、学、法、情这五项因素的结合,是他文论的纲领,他称为“五者不备,不可为文”。这五项包括了作品的内容、创作的源泉和艺术技巧等问题,兹叙述如下。一、“文以情至”的至情说     

黄宗羲和学案体

黄宗羲和学案体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仓修良作为历史学家的黄宗羲．曾创立了一种史体——学案体。可是对这样一项很有意义的贡献．却从来无人注意，而这种史体也从末引起人们的重视。尽管海外有些人写了关于这方面文章．但不是抓个住要领，就是有意无意地在抹煞黄宗羲是这种...     

吕留良著作考

清初思想家,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为最有名,其次则数傅山、吕留良等人,而身后被祸之惨、遗著查禁之严莫过于吕留良了。民国以来,颐、王、黄、傅等人著作大量重印,甚至编印全集,而留良之书,仅文集等二、三种民国时重印过,不少著作散存公私之手,既未重印,更没有编纂全集之举。著作难见,直接影响了对吕留良的研究,几十年来,象样的研究文章似乎只有吴则虞的《论吕留良》,一些思想史的专著几乎没有吕留良的地位,这与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太不相称了,辛亥革命的风     

黄宗羲避乱第泗门小考

黄宗羲晚年(65岁)奉母避乱第泗门轶事,《清史稿》本传及其他专著均无记载,清黄炳(?)《黄梨洲先生年谱》中虽有提及,但语焉不详。笔者考索了《乾隆余姚县志》、《光绪余姚县志》、《余姚六仓志》、《东山志》等方志资料,查阅了黄宗羲遗著,并实地勘查了遗迹,将共始末钩稽如次: 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派大将曾养性等进犯浙江,龚万里也据余姚大岚山遥相呼应。“时群盗满山”,黄宗羲家乡贽竹浦亦受其害。为避兵乱,黄宗羲奉老母携女孙投后第泗门友人诸九征之“半草堂”。他在《避地赋》中记述当时情况:“……奉老母而窜于海隅。累古书之千箧兮,牵家具之一车。襁女孙之三孩兮,因世乱而怜渠。一室分为庖湢井臼兮,盈丈而共鸡犬图书。”他在这种环境里避居长达半年,虽境遇背晦,但他仍然勤奋著述,不忘奖掖后进。他校定了其六世族祖     

论《留书》

数年以前,一度失传的黄宗羲《留书》残本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由吴光先生发现了。之后, 骆兆平先生在宁波天一阁也发现了完整的清抄本。《留书》是由“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五篇构成的,一共有五千字左右。和黄宗羲的好多著作相比,是很简单的。但是,这本书的发现使我们对黄宗羲的评价要有所变化,而这无疑会在今后的思想史或者史学史上增写新的一页。因为黄宗羲在该书里表露了他在其他的著作中从未有过的民族感情。去年秋天,我有机会到太原去,在各位先生的协助下看到了山西省文物局收藏的又一个《留书》的清     

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及其启蒙意义

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特征和意义.在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中,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尤其引人注目,成为早期启蒙思潮的亮点之一.从揭示君主的起源入手,黄宗羲指出君主的职责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秦后君主背离了这一初衷;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存的君臣关系从同为天下服务的同事关系异化为主仆关系,并为改变这种关系提出了限制君权的方案.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使君主的权威遭到了打击,并且直指古代社会的价值核心--"三纲",具有不可否认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他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是在肯定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滇考》作者考

《滇考》一文被编入《梨洲遗著汇刊》,黄宗羲是该文的作者似无疑义。然而,已有人怀疑,《梨洲遗著汇刊》初刊于宣统庚戌(1910年),何以此前二百余年诸家黄宗羲著录从未提及此文?如果是新发现,编纂者对此文的由来及发现的经过为什么不加说明?这不能不怀疑编纂者将《滇考》列为黄宗羲遗著有无确据。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闺范》与“妻”之构想:明代中后期夫妻关系的历史解析

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诸多变化。两性婚姻方面也是如此。万历年间吕坤编刊女教书《闺范》,重视夫妇之道,突出了夫妻关系在五伦中的地位;在描述作为妻的典范女性方面,重视女性才学,将体现女性之"才"的"诗女"、"文学之妇"作为独立类别编撰进入《闺范》一书,丰富了女性评价体系,为夫妻关系中"情"的展示与流露提供了有效途径。虽然,基于传统妇德约束,女性"贤孝"与"贞烈"仍然是评价女性品德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准则,但《闺范》的构想在传统的理想妻子和夫妻关系模式中,为"情"的注入提供了空间。结合这一时期比如士大夫为女性撰写的墓志铭等资料看,吕坤这一对妻的构想与对理想夫妻关系的期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论黄宗羲经济思想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这一时期是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时期,也是由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经济向以手工业生产与商品交换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和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愈显突出,同时历史积累下来的一些具体制度也不合时宜地保留下来,与民众的利益和时代潮流相逆行。作为时代的产物,黄宗羲的人性思想表达出一种基于平等价值观的对人的深切关怀,强调人的无形的抽象的利益;他的"工商皆本"、田税和货币等经济思想反映出人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某种需求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强调人的具体利益和其可持续性。两者以思考人的利益问题为纽带,共同组成了一个以人为本的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思想体系。研究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田税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思想,旨在继承并借鉴黄宗羲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黄宗羲的《留书》保存在天一阁

我国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清顺治十年,即他四十四岁时,写下了一篇重要著作《留书》,而至今三百多年,一直不曾公之于世。《留书》是否尚存人间?这是研究黄宗羲的专     

论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笔谈)

主编按语: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清代浙东学派的理论奠基人。《黄宗羲全集》12册、约500万字,是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委托我院沈善洪前院长任主编、吴光教授任执行主编并组织省内外20余名专家学者校点完成的古籍整理大工程。《黄宗羲全集》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先后荣获浙江省政府一等奖和中国图书奖。去年底,浙江古籍出版社又约请吴光等专家学者在原书基础上增补、修订,推出了新版《黄宗羲全集》。温家宝总理对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历来十分重视。今年1月31日,曾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退休干部…     

黄宗羲误记宋史事二题

黄宗羲自是史学大家,其博闻强记、淹贯群书,已不待言,但亦有千中失一之处。顷读吴光先生整理之《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见有误记宋史事二处,现一并拈出。《陈定生先生墓志铭》云:“韩(?)胄立《庆历党人碑》,而刘后溪遂以庆历党人之名名游监簿之墓”。庆历为北宋仁宗年号,韩(?)胄为南宋时人。且庆历党人无被立碑,韩曾兴庆元党禁。此处误记时代。《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云:“文山属铭于邓元荐,以元荐同仕行朝也。”明嘉靖间张元谕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