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参与--兼论实践型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在很大意义上是在系统实践中的瞄准,是实践型精准,精准扶贫是有方向的系统实践。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具有同构性,也有自己的特点,这表明社会工作在理论与实践上能对精准扶贫做出自己的贡献。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要与作为服务对象的贫困群体及作为扶贫开发主要系统的政府部门合作。社会工作参与扶贫开发、精准扶贫需要制度上的创新,也需要社会工作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共享发展理念在精准扶贫领域的实践——以扶贫对象精准识别为例

精准扶贫战略是实现共享发展理念的关键环节,扶贫对象精准识别作为精准扶贫战略的起点,关系到共享发展理念在精准扶贫领域的落实。针对目前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现状,以共享发展理念的主体、客体和标准为切入角阐述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探究共享发展理念与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的契合点。针对契合点就目前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存在的困境提出相关建议,力求共享发展理念在精准扶贫战略中得到更好的落实。     

社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的推进器

社会工作是实施精准扶贫的推进器。这是因为,社会工作凭借其独特的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实施精准扶贫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专业优势。当前,我国实施精准扶贫主要面临着政策、对象、资源方面的三重困境。精准扶贫要走出困境,必须有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有利于优化精准扶贫的政策选择、提升精准扶贫对象的脱贫能力、激发精准扶贫对象的进取精神、整合精准扶贫社区的社会资源。在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只有科学运用社会工作的扎根理论,积极倡导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理念,切实践行社会工作的增权理论,充分利用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才能发挥社会工作的独特功能和专业优势。     

制度变迁的动力、特性与政治发展

尽管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对制度、观念、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于制度变迁主体的预期.理性制度主义的最新成果认为,这是主体学习的结果,个体在竞争压力下、在实践的学习活动中可以产生对新制度的构想,而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这是历史的制度和观念作用于主体的结果.就制度变迁的特性而言,差异性与同构性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形式,也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观察同构性和在同构性的基础上观察差异性是判定制度变迁的有效方法.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制度变迁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     

分类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困境与重点方向——以湖北秭归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解决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契机,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精准扶贫也遭遇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扶贫政策要求的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与基层实践中贫困户的非精准定位的矛盾,致使精准扶贫的功能发挥和实际效果受限,真正的贫困户难以受益;精准扶贫意欲在短时间内集聚各部门的项目资源,以便改善贫困村庄的生产生活条件及贫困户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缺乏的难题,这使得扶贫绩效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要想摆脱困境,精准扶贫的重点和用力方向理应是在坚持分类治理的基本原则下,重点支持那些有发展能力的贫弱家庭,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趋势

解决"三农"问题需从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传统农业的改造三个方面探索制度困境与出路,制度变迁和政府扶植是关键所在,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要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     

精准扶贫内涵与实务：社会工作视角的初步解读

精准扶贫源于领导说法和政府文件，是扶贫开发进入攻坚克难阶段的重要战略。精准扶贫之“贫”、“扶”和“精准”均有多重解读。鉴于精准扶贫和社会工作的同构品性，社会工作实务的对象、主体、目标、方法和伦理的要素特点，社会工作实务的需求评估、方案制订、计划推行和评估总结的阶段技术，均可以成为精准扶贫达到理想效果的重要参鉴。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阿马蒂亚?森的赋权增能视角

阿马蒂亚?森的权力贫困观和能力贫困观，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基本伦理——赋权增能。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实践经验，与扶贫、赋权增能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在赋权增能的视角下，研究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设想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四条路径：第一，从“外力推动模式”，渐次推进到“内力推动模式”；第二，以精准识别主体需求为起点，定制增权计划；第三，以文化教育服务为基点，推升贫困农民综合素养；第四，以自治经济组织为依托，挖掘脱贫的内生动力。然而，社会工作有效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尚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主要包括：在扶贫体系中的定位和分工尚不清晰，农村社会工作队伍的规模化、专业化、职业化严重滞后，实践中易出现专业融合和文化识盲问题。     

构建法制机制 助力精准扶贫——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视角

精准扶贫是指用科学的态度营造起扶贫扶志扶智的制度环境,转变一些地区"等靠要"观念,进而解决"人的素质性脱贫"问题。本文拟按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试从推动社会进步或社会良性发展的角度,从精准扶贫法制机制构建的思路和创新上对我国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做一些探讨。     

浅谈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学习适应性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精准的扶贫模式，易地搬迁后移民社会适应性是社会关注的关键，移民子女面临学习适应难度大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学习成绩，同时还会对其社会化过程产生较大影响。对此，本文首先对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学习适应基本情况进行介绍，然后对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学习适应方面问题以及提升策略进行详细探究。     

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可能性与可及性

精准扶贫是针对我国当前复杂的贫困情势做出的战略部署,与传统的扶贫模式相比,精准扶贫更加关注个体的疾苦、社会公正与科学的方法。精准扶贫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内在契合性为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可能;同时专业社会工作对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使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实现了可及。精准扶贫也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要求。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村合作医疗

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传统时期的辉煌、转轨时期的低效与新世纪的快速发展。制度安排和其嵌入的制度环境是否耦合、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是否均衡、是否存在路径依赖等因素是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为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建议适度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蓝本,改善外部制度环境,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责任,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走出路径依赖,走向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冲突与公共选择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决定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必然面临着广泛而深刻的利益冲突问题。公共选择理论对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公共选择要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冲突困境,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第二形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对一类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模式的探讨

当代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收益的非帕累托改进过程 ,不同的行为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的 ,有时严重的利益冲突会使某一类家族企业无法达成一致性同意 ,从而使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不可能 ;同时 ,由于政府强制力缺乏合法而有效的途径介入 ,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无法实施。在谈判仍达不成一致同意的情况下 ,业主会凭借个人权威 ,通过强制手段继续推动制度变迁进程 ,从而使这类制度变迁呈现出一系列既不同于诱致性制度变迁 ,也不同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现实中的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连续分布的光谱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只是这个连续光谱的两端 ,这个光谱的中间还存在其他形态的制度变迁模式。     

公私合作困境的应对策略与制度分析

地方政府为了突破公私合作困境,先后采用了制度供给策略、合同约束策略、会议协商策略和报复策略,这些策略在实践应用中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制度成效。笔者通过制度分析发现,这一问题缘于制度建构的认同危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制度运行的"有组织的无序"。要突破这一困境,有赖于我们将研究焦点从静态的合作规范的制度建构转向动态的合作运行过程。     

甘肃省贫困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若干问题分析

本文从贫困县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义务教育问题突出、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低保制度不完善,落实不力、公共文化生活贫乏、新农保在贫困村推广难度大,养老依然是村民的后顾之忧、环境卫生长期得不到改善等方面对甘肃省贫困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研究分析甘肃省贫困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可以为制定和实施甘肃省精准扶贫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二形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

当代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收益的非帕累托改进过程，不同的行为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的，有时严重的利益冲突会使某一类家族企业无法达成一致性同意，从而使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不可能；同时，由于政府强制力缺乏合法而有效的途径介入，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无法实施。在谈判仍达不成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业主会凭借个人权威，通过强制手段继续推动制度变迁进程，从而使这类制度变迁呈现出一系列既不同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同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现实中的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连续分布的光谱，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只是这个连续光谱的两端，这个光谱的中间还存在其他形态的制度变迁模式。     

以农综改革助力“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以清远市“三个重心下移”和“三个整合”为例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然而在实施扶贫的具体工作过程中面临着"人"(力量分散、动力不足)和"物"(分散使用、缺乏整合)两大问题。清远农村综合改革通过"三个重心下移"和"三个整合"为抓手,打通基层治理的末梢环节,为实施"精准扶贫"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清远经验表明,要顺利推行扶贫工作,首要在于提供外部帮扶,重点在于挖掘内生动力,关键在于保证合法,讲求方法。清远农村综合改革的推行,为扶贫工作开拓一条新的可行途径。     

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NGO的扶贫困境为例

兼具社会改造理想与实践的社会组织,会在其具体的社会行动中与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何种碰撞,其结果如何,是理解公益组织社会行动的关键问题。本文从“生产社会”的议题出发,通过对一个社会公益组织的结构特征及其扶贫实践的研究发现,一个具有明确理念与行动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严格制度建设与纪律要求的公益组织,会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遭遇到与其目标相反的种种困境。生产社会的目标可能会在组织实践中落空,而该组织甚至会逐渐成为地方社会得以再生产的空间。由此,本文试图回应公益社会实践研究中的重要观点,即实践走向“生产社会”,并希望引发对行动实践效果的反思与关注。     

从“法官会议制度”看我国法院“去行政化”的困境与破解

"司法去行政化"是此次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法官会议制度"的设立与实施,所追求的恰恰是法院的"去行政化"。本文透过对珠海横琴法院和重庆法院系统"法官会议制度"两种不同实践方式的观察,指出了我国法院在实现"去行政化"方面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法院内部结构的官僚化,二是我国法官主体地位的缺失。要破解前述困境,实现我国法院的"去行政化",应在如下方面加以努力:一是要实现司法裁判事务与司法行政事务的分离;二是要对法官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在此基础上建立法官的任职保障机制,与此同时,要严格限定法院内部行政权力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