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伦敦《中国佬》的解构与重构

杰克·伦敦是我国译介最多的美国作家之一,但与其大量的翻译文本相比,国内对杰克·伦敦研究方面的成就却较少,形成巨大反差。对其作品《中国佬》的普遍看法是其对华人的描写是一种丑化,带有浓重的种族歧视色彩。但是在阐释学、接受美学和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观照下,杰克·伦敦的《中国佬》存在被过度阐释、解构的现象,这其实是中国接受者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一种误读。《中国佬》对白人统治阶级的讽刺鞭挞和对海外华人真实生存状态的书写才是杰克·伦敦的真实写作意图。     

技艺与迷狂——柏拉图《伊翁》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对观

在诗歌创作来源问题上,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技艺说"与其老师柏拉图的"迷狂说"针锋相对."迷狂说"主要来源于柏拉图<伊翁>,"技艺说"则来自亚里士多德<诗学>.本文试图重新回到文本本身,对观<伊翁>和<诗学>,从两个文本内在的情节论证及相互间的回应辩难,重审这一议题.     

《说诗日卒语》和沈德潜的诗学理想

面对诗歌日渐衰落的状况,沈德潜创作了《说诗日卒语》,以图恢复诗的教化作用。《说诗日卒语》按照时间线索梳理诗歌发展的历史,并注意清理历代诗歌间的承继关系,梳理各体诗歌的发展脉络,是叶燮诗学理论的实践和具体应用。《说诗日卒语》将叶燮精英化的理论与大众所需要的价值标准结合起来,构建了宏阔融通,能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诗史框架。     

钟嵘对陶学的贡献

钟嵘在陶学史上有重大的理论建树 ,他首次发掘了陶诗的两个艺术渊源 ,即楚辞与《国风》 ;他第一次从文艺学角度对陶诗简洁委婉、古朴深厚的主体风格进行审视剖析 ,也第一次综合评论陶渊明的人品与诗品 ,并提出“隐逸诗人之宗”的论断     

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鲁、齐、韩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三家《诗》式微,或亡佚,或不传.至唐代,《毛诗》定于一尊.宋代以后,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三家《诗》学也成为《诗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是一个逐步增化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以来《诗经》学界的革新要求.到宋代,随着废序弃毛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有的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关注到三家《诗》,并运用三家《诗》说:或以三家之序非毛序,或以三家之说补毛义,或以三家之说驳毛说,或以三家之说解《诗》,形成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

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推进了《诗三百》的普及,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引《诗》、证《诗》比比皆是,《孔子诗论》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毛诗序》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澄澹精致,格在其中——从《二十四诗品》看司空图的诗歌美学理想

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从理论上对诗歌风格进行了品评总结,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对诗歌创作层面的认识,表达了其"积健为雄"与"妙造自然"和谐统一,自然冲淡与纤秾绮丽对立统一,以及格外崇尚冲和淡远境界的诗歌美学理想。     

一部新发现的咏《红楼梦》力作——《甄女词》读解

《红楼梦》的传播、接受史是一个文学史上的奇观,而"题红"、"咏红"诗则是奇中之奇。题咏之中,还有一种集句诗也令人刮目相看。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有人竟以诗中难度最大的七律体集成130首大型组诗,雍容华贵地歌咏、评说小说《红楼梦》,而且别出心裁地以书中次要人物香菱为见证、象征与线索,写得扑朔迷离、含蕴厚重、哲思悠悠、气象万千。这就是新发现的红楼梦》评论中诗评的力作——《甄女词》。     

宁可湿衣 不可乱步——读蒋寅著《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

蒋寅先生有感于古代文论研究贫弱的现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都为一集,名之曰《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以下简称“蒋著”),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涉及了古文论研究中亟待正视的问题,读后很受启发,其大至研究的目的和态度,小至用一条十分有力的材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均展现出作者成熟的思考和扎实的功力。前辈学者王运熙先生谆谆告诫后学,学习古文论一定要和文学史知识相结合,自己经过从教十年的体验,深感此真是至理名言。举凡在古文论领域做出较大成就的学者,无不具有深厚的文学史功底,否则,会将一部文论史写成一部“相斫书”,脑中盘旋着…     

论《诗经》中与陕西有关的战争诗

《诗经》中有大量的反映战争的诗篇,这些诗篇大多产生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笔者重点论述了《诗经》中与陕西有关的战争诗所涉及到的周代军礼、车马、兵器、军队三官等方面的情况。旨在说明周人对礼的崇尚与认可,同样体现在战争中。一方面表现为战争诗中对车马、旌旗、鼓金等相关器物饱含感情的描写,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这些器物背后所代表的纪律和秩序的认同。     

古体诗歌的意识旋律

意识旋律是诗歌词句之下情感的潮动流程 ,是诗歌词句间联系的内在脉络 ,是诗歌的真正生命。诗歌鉴赏的关键 ,就在于把握好其内在的意识旋律 ,并通过声情韵律等外在形式使其准确地再现出来。诗歌的意识旋律由诗人的胸襟气质、富于意态的典型词语、洪细得当的声韵色彩、恰如其分的长短句式四个因素共同促成     

“效体”诗原论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题或诗序出现“效某某体”等显性标志的诗歌可以称作“效体”诗.“效体”诗生成于六朝,并在此期确立了三种创作范式.其发展大致伴随着古人对“体”的内涵的认识变化,总的趋向是从效法体貌、风格,逐渐转向效法体裁、形式.诗歌典范的确立、诗人创作动机的多元、诗坛宗尚和复古风潮的驱使,都是促使“效体”诗产生和兴盛的原因.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创作传统,“效体”诗的意义与价值需要平议.     

六朝山水画理论与"形似"文风之关联

"形似"是六朝文学领域一个醒目的命题,但后人对它的意义和价值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形似"代表着六朝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思考,这种思考不仅体现在山水诗中,亦体现在山水画的创作与理论中.将山水画与山水诗相关理论对比研究发现:六朝士人一方面把"神韵"作为山水审美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却要借助形象描摹来完成神韵的传达.这种"形"与"神"的关系最终发展为中国古代"形神兼备"的观念,而存在于六朝画风与文风中的"形似"则是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杨万里主体性诗学刍议

法度与自由的关系是理解杨万里诗学的切入点。由此出发,遵从杨万里诗学的学理逻辑主线,逐层把握杨万里诗学的理论基点、丰实意蕴以及诗人主体精神的结构性征的内在诉求,进而实现对杨万里诗学的超越性层面的有效清理。     

《周易》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风格论

《周易》以阴阳为其核心观念,通过"天人合一"理论的落实和道、气、文三者之间的关联,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较大影响。文章主要从"阳尊阴卑"、"阴阳对待"、"阴阳和合"等三个方面分而述之:"阳尊阴卑"观念的形成导致古代文论对风骨、劲健的偏爱;"阴阳对待"构成"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的区分;"阴阳和合"则以"文质彬彬"和"含蓄蕴藉"为内容。     

嫁得西风晚更奇——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菊文化意蕴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菊花以其特有的品性风姿,成为诗人描绘歌咏的对象,通过对咏菊诗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其背后深藏的物质的、行为的、精神的等不同层面的深厚的文化意蕴。     

山水诗与"物色"论

形成于东晋的山水诗,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个新的发展。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专门对山水诗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如"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以少总多"和"江山之助"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是对当时山水诗创作的总结和概括,而且它还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山水诗创作。并且,后来的批评家们在刘勰"物色"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意境"说。     

时光流逝中的生命之歌——古代诗词时间咏叹述评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时间意象具有诗意和哲理。诗人们借此咏叹的时间忧患,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也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索。     

宋以降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政教之论

宋以降诗学批评视野中的政教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诗歌教化功用的论说;二是对温柔敦厚诗教原则的阐说;三是对诗歌政教批评观念的消解。宋以降诗学批评中的政教之论,一方面展开、充实和完善了宋前诗学政教论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对传统诗学政教之论有所反思、有所消弥,两方面相辅相成,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诗学政教之论的对立统一格局。     

韩非子学说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理论基础

周秦之际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监察活动的制度化与专门化。在先秦诸子中,唯有法家能够为这种制度的兴起提供理论依据。韩非子秩序优先的前提下强调君尊臣卑伦理的绝对性,主张君臣异利,在政治领域强调以权力监督权力的重要性。韩非子的监察理论,强调以法、术、势一整套规则体系来规范和引导君臣关系,加强君主对人臣权力的监管。他的学说,对秦朝监察制度的创建以及汉代监察制度的实践,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