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学业表现

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构建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为视角,探讨不同婚配模式下“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以及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更好。其二,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教育差距效应,随着父母间教育跨层级的增加,向上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优势递增,向下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劣势进一步扩大。其三,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学业的影响因子女性别而异,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减弱了男孩的学习劣势,向下婚扩大了男孩的学习劣势。最后,家庭中的共同养育联盟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向上婚家庭的父亲与母亲在教养分工中建立了更互补的关系,共同养育联盟水平较高,更有效地激活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强强联合”的婚姻教育匹配虽然成为不平等再生产的“温床”,但是,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这一中介路径提高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则可能减缓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英文)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基于2008年上海市社会结构调查数据,从广义文化资本出发,分别测量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性别、父亲职业等变量后,文化资本越多,越有可能进入更高阶层;教育、家庭文化氛围和文化投资对地位获得具有持续且稳定的作用;文化资本是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     

代际网络与学业成就：网络情境与个体能动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2014—2015学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中国为例考察了代际网络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本文通过将代际网络效应置于个体能动与网络情境的双重视角之下,检验了个体能动与网络情境的解释进路及间接机制,分析了个体能动效应基于网络情境的条件效应,进而揭示了两种解释路径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第一,代际网络宏观及微观效应在中国均存在。父母认识其他家长和网络情境特征均能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第二,随着宏观代际网络资源的增加,由个体能动效应带来的学业成就回报逐渐增强。影响增强的网络资源因素主要来源于网络规范与关系人阶层地位。第三,宏微观代际网络的间接机制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宏微观代际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家庭和同伴社会资本、学业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子女的学业产出。     

乡城流动与儿童认知发展:基于2012年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以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以阶层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基于认知发展理论探讨农民工流动对子女认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儿童拥有比留守儿童更高的认知水平,流动儿童相对较好的家庭背景为其认知发展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乡城迁移中流动儿童的认知发展主要通过"转校"等机制得到促进;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其认知劣势与父母外出工作并无显著的统计关系,而主要归因于家庭贫乏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子女数较多的家庭结构、较低的学前教育接受率或就读学校质量的低下。但是,流动儿童的认知水平整体上仍低于城市儿童,其认知发展仍然受到自身社会阶层条件和境遇的深刻限制,"流动"所带来的各类"认知收益"是有限的。     

与祖辈同住:当前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通过分析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初中学生样本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影响当前中国家庭三代共同居住的决定因素、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学业表现之间的关系及其中间机制。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母亲在职或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与祖辈同住。其次，代际居住安排会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三代共同居住（与祖辈同住）家庭的学生的学业表现要优于两代核心家庭的学生。第三，与祖辈同住的效应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结构的调节，来自较低阶层或非双亲家庭的学生从与祖辈同住中获益更多。最后，与祖辈同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加强亲子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这一机制作用于学生的学业表现。本文表明，在现代社会，家庭亲属网络仍然对个体的地位获得或社会流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背景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往国内研究认为,这种代际传递主要通过教育分流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机制得以实现。本文根据威斯康星教育获得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大学教育期望作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机制。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少年时具有大学教育期望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加,而个人大学教育期望的产生又主要同家庭背景和父母期望有关。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以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也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过程多维性与出路阶层化:中国大学教育过程的公平性研究

本文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数据,分析了城乡户籍、家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学校过程及毕业出路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学校过程方面,城乡大学生在学业成绩、校园表现、心理素质上差异不大,但在文化资本、毕业预期上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受家庭文化资本等背景因素影响;家庭背景在不同层次高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家庭经济资本有利于非“211”高校学生争取更好的校园表现,而文化资本对“211”高校大学生心理状况影响更大。在毕业出路方面,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分配相对公平,主要受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影响。不过,海外留学机会获得受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收入影响明显,优势阶层的子女毕业深造选择空间更大。海外留学和留学归国人员规模快速增长对高等教育的主观公平性与民众阶层固化感的影响值得关注。     

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追踪数据,考察了当前中国青少年家长教养方式的分布、阶层差异及其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当前中国家长的教养方式以专制型和忽视型为主,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的比例较低;其次,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倾向于选择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倾向于选择专制型或忽视型教养方式;最后,教养方式对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权威型教养方式最有利于培养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忽视型教养方式最不利于培养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在涉及人际交往的非认知能力指标中,权威型和宽容型教养方式相对于其他两种教养方式具有明显的优势。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本文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应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越突出;（3） 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文章最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模式的转变和现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