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由与生活世界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着自己的逻辑。文学就是我们自我表现和自我书写的关键路径;而在其间,文学也同我们一道走向新的空间、自由的场域。因而,生活世界能够塑造健康积极的文学精神,也能够不断生成新的视野、脉络和思想,它最终与我们、与文学实现多层次、多渠道的交织、反馈,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各自而多样化的自由。     

北京文学的多民族性

北京文学的多民族性王光对于居京的作家来说，北京为他们提供了生活与创作的特定文化环境氛围；对于北京来说，居京作家则以他们的创作，参与了北京文化特别是北京文学的创造。北京作家不仅仅在文学观念、创作风格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民族背景方面也有很大区别。北京自...     

浅论“公共空间”中的“文学空间”

社会生活中的"公共空间"是多元存在的,其中也存在着一个文学空间.媒体所营造的公共空间中的文学空间是由作者、编辑出版者、读者共同参与构成的一个开放的"公共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可以进行自由的讨论争鸣,媒体改变了作者的创造状态.在新文学的传播中,这一空间改变了读者的审美趣味,消费习惯,这又反过来影响着报刊风格,及审美趋向.本文试图理清"公共空间"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契合之处,对文学公共空间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转型中的焦虑与建构——论新时期后期童年书写繁荣之成因

回忆性的童年书写在新时期后期蔚然成风,这种童年书写的繁荣与时代文化的转型和文学的嬗变密切相关,映现出普遍存在于创作主体内部的认同焦虑,也反映出他们对生命家园与文学本体的反思和追求。这种亲近自身存在的"寻根"式文学选择是对其主体建构困境的一种内在突围。     

视觉的辩证法:"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国诗学的视觉意识之考察

与西方文化对可视性的热情相比,中国古典诗学更加注重"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辩证构成.同时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倾向于一种时问化的模式,而以意象为核心的中国文学则具有空间化的倾向.正因为这种空间化艺术能够通过"象",沟通形而上与形而下、有限与无限、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因此构成一种"视觉的辩证法".而视觉的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不可见"的意识,或者与"可见"的相比,那"不可见"的才是更本源的,因为"可见"总是从"不可见"那儿获得意义的.     

故都北平的文化生产与文学记忆

城市身份与地位的变化决定着城市的命运,也影响着城市空间意象与心理想象的建构.近代北京在国都南迁后改称北平,面临着重新塑造自身形象的问题,城市文化生产与文学记忆的逻辑也随之发生改变.在作为城市旅游手册的系列北平"指南"与各种文学书写中,北平由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都转变为以保存传统为要务的故都,北平的文化生产与文学记忆亦由对城市现代化的向往转为寻求文化之维,最终将北平建构为一个文化古城.     

"新批评"派的"范例"及其历史意义

新批评的某些理论观念无可置疑地衰落了,但是,其"细读"法却至今影响深远.库恩的"范式"理论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新批评的理论创造.新批评的"细读"法及依此编写的文学教材构成了文学研究的"范例",这一范例奠定了新批评在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新批评的"范例"具有客观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特征.新批评的范例即语义分析方法,切合文学作品是语言编织物这一本质,其理论探讨的空间仍然十分巨大,这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圣处女"的"感情"和"出路"——兼及文学史作品的当下批评意义

<圣处女的出路>与<圣处女的感情>对相同书写对象的不同文学表达,突出它们各自的潜在针对性.而从历史文本的当代批评立场出发,表现作品的所谓"私人生活"孕育的"力量",在反抗"权力"对人的自由的束缚时,承担了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强烈的情感意愿将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文学史的书写与流动的文学经典--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运动是建立在意欲打破单纯以政治需要来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基础上的,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文学作品入选文学史的标准.但文学史的书写能否真正做到拒绝政治,这引起了学术界新的质疑,而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也使得文学经典成为流动变化的.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文学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属于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范畴.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建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在此基础上文学逐步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理想模式,文学公共空间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广泛参与的,自律、理性而又多元、宽容的交往对话空间.它是发表作品的阵地、文学传播的载体、争论的讲坛、作家聚集的核心,各种思想、观点、主张借此进行多元、理性、批判性的对话和讨论,进而,以此空间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流派得以凝聚壮大,新的文学思想观念得以产生,从而促进了文学整体上的发展.     

"湖南人"在北京 ——以沈从文与熊希龄的"交往"为中心

1926年,沈从文在《世界日报·副刊》登出一则启事,这则启事显现出他初到北京时与熊希龄交往中存在的"问题"。沈从文和熊希龄在北京期间的来往,一方面反映出此时沈从文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在早期的生活、写作中如何呈现与确认自我身份。将此时沈从文笔下的熊希龄和1940年代他对熊希龄的评价做一对比,恰可看出沈从文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强化了自己对"湖南人"这一身份的文化认同。     

新时期以来京味文学研究述评

本文对新时期以来的京味文学研究状况进行梳理,认为传统的京味文学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京味文学的审美形态及其内涵与构成要素已经基本清晰;目前和未来的京味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应该扩大视野,发展一种更为广泛的北京书写与城市研究的路向。     

“北京学”的研究空间——兼评《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

都市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是近来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中,"北京学"以其丰富的研究空间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本文以颜浩的《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一书为例,展示了北京研究所具备的可开拓性空间。通过分析该书如何选取研究对象、进入城市的独特方式和采用的研究方法等,凸显出从文化或文学层面阅读都市的魅力所在。     

"五四"启蒙传统在老舍、张爱玲小说中的呈现

老舍与张爱玲都是各自所生活的城市的忠实书写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受时代浸染,其小说创作或隐或显地呈现启蒙意识.老舍立足民间,直接承继启蒙传统;张爱玲将新文学传统隐蔽地介入到她的小说中,转化成叙事背景.对于二人都关注和表现的都市女性悲剧,老舍注重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解读,张爱玲倚重挖掘女性自身的劣根性,其创作延续并发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提倡的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传统.     

论口传文学与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口传文学的文字化使其超越了传承民族文化和生活经验的最初意义,成为当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建构族群主体、凝聚族群认同和拯救族群文化的重要手段.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广泛运用族群口传文学,开拓了文学的表现空间,丰富了文学的书写内容,形成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审美追求.     

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左传》书写及其文学经典化——以民国时期为例

民国时期,不同文学史教科书中的《左传》书写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对《左传》性质、作者及其成书的书写上,它们观点各异甚至相互抵牾.一方面,它们对《左传》性质的书写,勾勒出民国时期文学观念的演进轨迹;另一方面,它们对《左传》作者及其成书的书写,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初创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对《左传》研究的激活与促进,也生动还原了民国时期文学研究的"学术景观";此外,教科书作为传播、普及知识的重要工具,它们对《左传》文学价值及其文学史地位的正面书写,是20世纪《左传》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使《左传》位列中国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人心.     

《红楼梦》与"五四"新方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明万历笔记著述方式初探

万历笔记主要以"赫蹏"为书写载体,以"巾箱""巾箧"等作为储存工具,片纸在书写空间上的有限、箱箧在分类功能上的欠缺,造成了笔记零散、杂乱的文本状貌。万历笔记的写作大多是在作者年老多病或公余闲暇时,作者消遣闲暇的心态决定了笔记自由随意的书写风格。万历笔记的记录大致可分为专录、漫录两大类别,两类笔记皆遵循一种"间断—累积"的成书模式。绝大多数笔记不分次第和类别,少量笔记虽有次第或分类,但其材料并未达成内在的统一。笔记独特的著述方式导致了其条目之间的"独立性""无序性"等特征,并最终构成笔记与论著在著述体式上的分野。     

"观音"设喻的多维文化观照

观音菩萨本是带有神圣性的宗教偶像,却在市井生活和文学作品中频繁成为世俗化的喻体,设喻者对其本体往往不计出身、品行,构成了观音文化在世俗层面的特殊表征。这一现象的发生可上推至唐代,其设喻泛化、灵活,体现了世俗文化浅层性的特点,由此又衍生出"半截观音""四面观音""八面观音"等不同喻体名号。其原因可以从造像艺术、文学传统、宗教义理、人性需求等不同维度进行考察,从中体现了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在人性需求这一根本点上的对话。作为一种美的符号,"观音"作喻自有其文化价值,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批评

冷战期间,美英读者在不同阶段.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化,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别样的审视与言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世骧、白之、李祁等人率先考察了新中国诗歌、小说的形式特征,重点论析了它们与民族传统文学形式的联系.70年代,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的关注度较上一时期有所提升,蔡梅曦、黄胄、约瑟·威尔金森等的言说具有代表性,他们重点考察了文学修辞、政治意识形态和艺术价值的关系,整体评价较上一时期有所提高.80年代至90年代初,马若芬、赫格、许芥昱、戈茨等人以新的批评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审美形式作了颇具特色的解剖,深化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