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构建有序和谐社会的启示

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分配正义是关于社会是否公平和公正地对待每一个成员的权利与需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涉及社会的主要制度和政治、经济的安排能否促进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的政治议题.人类社会是一个分配的体系,各种社会物品,如权力、财富、机会、收入、职位等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公平地分配,如何使人们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更有利于社会公正秩序的建立,构成了所谓的分配正义问题.而一个社会秩序的良好和有序与否,从其基础条件来看,就在于人们能否按照某种公正的程序平等地获得其社会生活必需的那些社会物品.就此意义而言,分配正义的问题是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一个建立起良好秩序的社会就是一个形成了公正秩序的社会.探讨分配正义理论的发展,将使我们对分配正义问题对构建和谐有序社会的意义产生更为理性和全面的认识.     

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秩序建设的基本维度

当代中国社会能否建立起一种和谐、健康、稳定发展的现代化社会 ,固然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整个社会生活 ,就伦理道德而言 ,面临着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伦理秩序之任务。鉴于此 ,应从规范建设和制度建设两个基本维度入手 ,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秩序建设 ,使二者健康互动并形成一个动态的伦理秩序建设系统 ,从而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政治责任建设

政治责任意味着政治领导者份内应做之事和没有做好份内之事所应受的谴责和惩罚。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依然存在异化的可能,这就要求作为权力行使者的政治责任主体对人民负责,由人民评价他们履行政治责任的情况,并决定他们是否应当受到惩罚。政治领导者能否践履政治责任关系到人民对政治权力的认同,进而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和谐状况。进一步讲,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建设责任社会的过程,政治责任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但现实政治中,政治责任建设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现象。政治责任主体不明确,党政干部责任、集体和个人责任、正副职之间的责任、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不清楚;政治责任评价主体不明确,政治责任评价主体单一,人大、媒体作用颇微,社会团体依然没有成为对党政干部和人大代表履行政治责任情况的真正评价主体,同体责任追究代替了异体责任追究;政治责任追究程序不清晰,特别是宪法、法律关于人大对政治责任主体的追究程序难以启动。这些问题影响了党和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给社会带来了不和谐声音。政治责任建设任重道远。要进一步培养政治领导者的政治责任感,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强化政治责任追究机制,这是政治责任建设的有效途径。     

论制度建设与组织和谐的重要性

制度可以规范行为,因此制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通过各类单位及社会组织把公民组织起来,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的路径。创建和谐单位组织,要着力突出以人为本、人尽其才,科学发展、规范秩序等方面。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思考(英文)

与古代希腊、罗马及日耳曼不同,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走的是一条构建和谐的道路,即没有打碎氏族制度,而是在普遍存在的氏族组织的基础上滥觞国家的萌芽,国家与氏族长期并存而使早期国家完善与发展。氏族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一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是和谐构建之路的深厚社会基础。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构建过程中,十分关注各个氏族、部落的情、义、利、患等问题。这种关注与社会实践成为构建和谐的基石,也是那个时代的领导者成功的标识。直到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成熟时,还能够看到构建和谐理念的痕迹。     

三种新政治观的共识与差异

吉登斯、U.贝克与Z.鲍曼构成1990年代以降西方社会理论界的三驾马车,他们分别从解放政治、决策缺陷与秩序追求三个视角达成反思性的共识,即西方现代内蕴的政治悖谬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发凸显,将代之以新的政治形式。他们各自编织生活政治、亚政治和共和政治的新图景。三者在共识基础上的差异形成一种彼此互补性的关联,即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立场、U.贝克的世界主义方法论和Z.鲍曼的后民族国家视野。     

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价值,自由与秩序互相依存,这根源于它们各自内在的价值限度。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自由一般被具体化为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结构,秩序一般被具体化为一种法治结构。在法治的结构框架内,人的自由权利与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了统一,社会政治系统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自由与秩序的互动共存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这里应强调的是:社会政治稳定是作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自由与作为法治结构的秩序进行互动的结果,也是这种自由与秩序和谐共存的状态。伴随民主政治的兴起,社会政治开始从权威结构秩序向法治结构秩序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政治稳定依赖于权利与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获得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对于社会政治稳定来说,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是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关系的逻辑延伸。     

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及其价值预设

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变,不仅与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相关,而且与政治共同体的文化价值传统相关.民族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选择的思维空间.中西方在公共权力制约上不同的路径选择,隐含着对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秩序不同的价值预设.这种观念预设同制度演进形成了一种既相互支撑又相互限制的内在循环,并使观念演进和制度变迁一并呈现出了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现象.     

论领导者的人格力量

论领导者的人格力量邹积慧领导者是各级机关、各种组织和各企事业单位中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在实现其决策和管理功能时，领导者的权力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还有许多非权力的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领导者的人格力量就是诸多非权力因素之一，它对领导者的决策、管理等起着十分...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