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1927—1937)

本文从职业类型、教育背景、职业流动、职业收入、职业声望等几个层面考察1927至1937年间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这一时期的上海知识群体主要由作家与自由撰稿人、新闻与出版业从业者、大学教师三种职业群体构成。家庭出身与教育经历对形塑知识群体的阶层习性具有重要影响。上海城市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与稳定性使得知识群体内部有大量的职业交叉和社会流动,但同一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居多,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较少。尽管知识群体的职业收入在同时期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水平,但群体内部具有明显的差异与分化。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在职业类型、教育背景、社会流动等方面开始具有阶层的雏形,但群体内部在职业收入与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群体成员不具有作为一个阶层整体的职业威望与社会身份,无法就阶层认同感达成共识。     

母亲教育水平、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非认知能力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年数据,揭示了父母教育期望对个体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即不同婚配模式中父母通过提高教育期望,强化婚配效应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教育同质婚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有积极影响.母亲教育水平与子女自我效能感、 社会行为和交往能力呈现积极的相关性,并且作用高于父亲.高教育同质婚的"协同促进"对子女发展的边际效应最大.教育婚配对子女影响效应具有城乡与性别差异,农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无法弥补城乡教育发展差异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负面影响,农村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非认知能的影响大于母亲.从子女性别来看,母亲教育水平越高对男孩社会行为能力和交往能力的积极影响越大.     

中国婚内损害赔偿制度析论

中国现行法律虽然只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但并不否认婚内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也不排斥婚内损害赔偿.承认婚内损害赔偿以夫妻别体主义为理论基础,是对夫妻独立人格的确认.我们应该允许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竞合,请求权人在配偶方行为构成侵权时,既可以选择不离婚请求对方承担婚内损害赔偿责任,也可以选择离婚而请求对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学业表现

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构建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为视角,探讨不同婚配模式下“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以及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更好。其二,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教育差距效应,随着父母间教育跨层级的增加,向上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优势递增,向下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劣势进一步扩大。其三,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学业的影响因子女性别而异,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减弱了男孩的学习劣势,向下婚扩大了男孩的学习劣势。最后,家庭中的共同养育联盟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向上婚家庭的父亲与母亲在教养分工中建立了更互补的关系,共同养育联盟水平较高,更有效地激活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强强联合”的婚姻教育匹配虽然成为不平等再生产的“温床”,但是,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这一中介路径提高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则可能减缓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1982-2000：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详细的职业类别,探索了改革以来我国非农职业性别隔离的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并表明这种变化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而在90年代,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却呈下降趋势。我们认为导致这种非线性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影响职业性别隔离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我们还发现,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类型、不同教育程度或户口性质的就业人员,其职业性别间隔离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     

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英文)

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城市住房分层结构是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构成的“三阶五级式”结构;个人的政治资本、人力资本、职业状况及收入水平对人们获得住房资源有显著影响;城市住房分层既反映社会贫富分化又可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因此,住房保障目标、对象及方式的选择应以住房分层状况为前提。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英文)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基于2008年上海市社会结构调查数据,从广义文化资本出发,分别测量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性别、父亲职业等变量后,文化资本越多,越有可能进入更高阶层;教育、家庭文化氛围和文化投资对地位获得具有持续且稳定的作用;文化资本是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     

独身:人生的一种选择

所谓独身者,一般多是指文化人的不婚行为。从我接触到的资料来看,自愿选择独身的人,与一般已组成婚姻的男女比较,文化程度、家庭背景(父母职业和受教育程度)都具有较高的优势,从事的职业亦集中在知识分子、干部这一文化人较多的阶层中。为陈述的方便,可对独身者进行初步的概略的分类。从独身者对爱慕情感的投向而言,可将其分为常态的和非常态的两类。常态的独身是指对异性有兴趣,情感表现基本同于常人。这在独身者总数中占绝对多数。     

“五服”与“三代”：从中国婚姻法禁婚范围的变迁看“性别”与“姓别”

从清末变法开始，中国婚姻法的禁婚范围经历了一个从“五服”到“三代”的转变。中国传统社会自周代以后奉行“同宗不婚”的周礼，对中表婚则听民自便，法所不禁。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典·亲属编》按照男女平等原则，将中国传统亲属分类——宗亲和外亲——改为西方式的血亲和姻亲，五服之外的宗亲和三代以内的中表亲能否结婚便成为问题。本文通过考察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自由原则与民间“同宗不婚”之礼的矛盾和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优生政策与婚姻自由原则在中表婚问题上的冲突，指出这些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中西亲属分类凿枘不入，中国亲属分类是建立在社会性的“男女姓别”基础上，而不是生物性的“男女性别”基础上，传统社会“同宗不婚”和“中表为婚”是由于亲属制度重内轻外而非重男轻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