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增进——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省际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设定带非效率影响的随机前沿函数，利用中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0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和联立的最大似然估计法，在控制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的情况下，估计和分析了服务业FDI对中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业FDI显著提高了我国各省市服务业的技术效率；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各省市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同时对各省市的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服务业FDI对东部省份服务业技术效率产生了更大的促进作用。     

东盟对中国FDI与双边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的比较

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990-1997年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总贸易额、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投资额的增加对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具有显著影响。1998-2007年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仅对贸易总额和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FDI对贸易的贡献率比1990-1997年间要小,东盟对华投资也不是贸易逆差扩大的原因。     

中国工业智能化如何重塑制造业企业分布格局

文章结合2009—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地区间与地区内两方面构建制造业企业分布指标,考察地区层面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企业分布的影响,进一步从规模异质性与生产经营范围的制造业企业异质性出发,检验地区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企业分布的企业差异性。结果发现:(1)工业智能化对中国地区制造业企业产生显著正向集聚效应,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也得出相同结论。(2)工业智能化对制造业企业在地区间及地区内的分布因企业规模与涵盖经营范围而存在显著差异,伴随地区工业智能化应用程度的提高,小规模制造企业以及单一经营范围制造企业比重不断降低,而规模制造企业以及多元化经营制造企业占比逐渐增加。(3)生产率、劳动结构以及市场竞争在工业智能化对地区制造业企业分布的影响中存在明显的正向集聚效应。     

中国投资东盟的驱动机制探析

中国自提出"走出去"战略11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总体放缓、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日益严重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决定国际化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中还具有巨大潜力。驱动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因素、生产成本因素、经营发展因素、政策因素等几个方面。     

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

运用1999—2018年中国市际面板数据,构建合理的计量模型,选取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变化值三个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变化,并用HP滤波法测算经济波动,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后,又运用面板数据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产业结构变化会导致经济波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都会抑制经济波动,而它们与影响经济波动的其他影响因素相互作用都会加强经济波动,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较低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小。     

资源获取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对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实证分析.使用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在计量模型中纳入微观企业特征、东道国特征、中国与东道国的联系三类影响因素,计量结果表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在投资决策中更关注的因素是未来从东道国获取矿产资源的潜力,证实了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从东道国获取资源.与此同时,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还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采矿业企业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技巧,保证投资手段的多元化、合理化,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能力,加强投资风险意识,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同时努力改善采矿业企业的对外投资环境,提高未来采矿业企业与东道国投资合作的成功率.国家应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充分挖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潜力,并在政策激励和制度安排上提供必要支持,促进和优化中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的法律思考

<正>王晓媛(四川大学法学院教师)在2007年第6期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撰文认为,中国的境外投资法律体系尚未有专门的立法规范,由于缺乏统一规定和协调,对外投资仍具有较强的政策性,不能完全做到法律化、制度化。建议制定"对外投资法"以构建中国对外投资的各种促进、保护及监管制度。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网络化发展及启示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推动着产品由"一国制造"向"世界制造"转变,将分散的区域生产网络连接成全球生产网络。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和领域上都实现了突破,在企业层面,伴随日本企业海外分支机构采购—销售模式的变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新态势。目前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时期,应借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延续产业优势,推动海外分支机构的本土化,积极嵌入全球生产网络。     

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与效益关系

日本企业(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件数，自1985年鸟拉圭会合后急剧增加，到1989年达到了顶峰为1829件。一进入90年代，其投资件数呈现出略微平稳之态势，以年均1200——1500多件的水平推进。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年均投资件数锐减为600件左右。而2000年和2001年有点回升，到2002年显现出增长的趋势。     

论中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决定

影响跨国企业投资行为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决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在地区分布和部门选择方面存在着差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然也脱离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做的投资选择。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应以发展中国家为投资重点,以小规模制造业、资源开发和石化工业、轻工业为部门发展重点。所不同的是,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还要受国家计划的决定。国家有权利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指导,企业能在自主权限范围内决定符合公司自身利益和目标的投资行为,同时企业也有义务为了国家利益进行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资。     

中国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随机前沿研究

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制造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并分解成技术进步变化率、技术效率变化率、规模效率变化率以及配置效率变化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制造行业2005～2009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这5年中,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93%,增长缓慢;技术进步年均增长为2.42%,成为TFP增长的主要动力,指出当前我国制造业增长方式是一种投入型增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是否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生产率增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时代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为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中国自贸试验区设立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显著促进了中国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影响效应呈动态递增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政策效果因企业高管团队稳定性、企业所处区位而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高管团队较稳定、处于沿海地区的民营企业从自贸试验区设立中获益更明显。从影响机制看，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是自贸试验区设立促进民营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渠道。接下来，我国应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全面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调整，结合我国各地区的区域优势来推动制度创新，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引领非公有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国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揭示了中国国有经济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文章扩展了Mankiw、Romer和Weil(1992)等修正的附加人力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国有经济规模等制度性变量纳入其中,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如果用"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各地区职工总人数的比重"和"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这两个变量来衡量国有经济规模,那么国有经济规模在全国和东部地区都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一个影响因素,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中部,国有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因素;在西部,国有经济规模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并且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

前沿研究关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却普遍忽视其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为此本文采用2008—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结合动态面板模型，考察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及作用条件。研究发现：第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体现在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与绿色技术进步明显。第二，从传导机制来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式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从作用条件来看，随着人力资本水平与市场化程度提升，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与长效机制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我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世界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兼具国际展会、公共产品和政策宣示三重含义。通过对前三届(2018—2020年)进博会的追踪研究发现,它的内外溢出效应正在逐步显现。作为国际平台,进博会对内有助于促进贸易升级、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国方案,进博会对外有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推动包容性全球化、引领国际经贸发展潮流,助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未来,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全球视野,着力强化进博会的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和开放合作平台功能,建立放大进博会内外溢出效应的长效机制。     

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及其经营

一、序言 自1978年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不少日本企业来我国进行直接投资,经营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为叙述方便,以下统称日资企业)。目前绝大部分日资企业的经营状况良好,但也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协整理论研究1978年-2009年期间台湾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台湾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原因，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与工业比重调整的方向相反，与服务业比重调整的方向一致。结合中国大陆对外投资与产业结构的现状，应当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引导产业投资合理布局，明确投资产业选择基准。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影响的测度——基于199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持续恶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1991年以来,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度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效率的总体水平并未得到实质性提高.从建立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1991-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来看,在此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对中国经济效率总体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建立城乡居民公平的利益分享机制和实施一系列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政策措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提高经济效率水平.     

中国企业对日本直接投资研究

本文通过考察宏观数据和96个投资案例,分析中国企业对日本的直接投资。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呈现以下特征:首先,中国企业对日本投资的产业逐渐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其次,民营企业与非中央型国有企业已成为对日投资的主体;第三,中国企业对日投资是以获取策略性资源(包括技术、品牌等)为主的;最后,并购是中国企业对日投资的主要模式。研究还表明,中国企业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不是为了扩占市场和降低生产成本,而是为了获取关键性资产,提升企业在母国市场的竞争力与可持续的生产能力。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及其收敛性

随着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提高,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距也日益明显,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导致这种差距的主要因素.根据1985-2007年数据,运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变动的规律及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此期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效率的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距,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虽然快于中西部地区,但其技术效率低于西部地区,并出现恶化现象;全国各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而且会向自身的稳态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