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上层不存在战和两派吗?——与夏冬同志商榷

<正>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上层有没有分裂为帝后两党?翁同和与李鸿章是不是主战、主和两派?夏冬同志在《北方论丛》1984年第1期发表《试论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与翁同和》(以下简称《试论》)一文认为: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不能算纯粹的主和派,翁同和也不是始终的主战派".他们之间"不存在谁主和谁主战的问题",从而也否认了帝后两党的存在与战和之争的事实.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不一样的李鸿章——写在《李鸿章年(日)谱》再版之前

本文是为窦宗仪先生《李鸿章年(日)谱》在国内再版的序言。李鸿章作为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很长时间内,为慈禧所宠信,独当清朝内政外交之要冲。李氏所办政务,有许多是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因此,外国人对李鸿章的活动的记载,对于了解李鸿章一生的功过是非,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主要选择该书作者搜集的外国档案、外国人日记、报告以及在华的《字林西报》记者所记载的李鸿章史料为中心,探讨了李氏一生的重大事件:戈登与李鸿章苏州杀降、处理金玉均严重失策、签订《中俄密约》的主要责任不能归于李鸿章,以及李鸿章在甲午、戊戌、庚子的表现等问题。     

李鸿章与朝鲜

李鸿章的洋务外交活动中,对朝鲜外交是一项重要内容,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李鸿章十分重视与朝鲜的外交。在坚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李鸿章积极帮助朝鲜抵御列强的侵略;敦促朝鲜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内政,开放对外贸易。中国被迫卷入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清廷顾及维护朝鲜的权益。这反应了李鸿章洋务外交的若干特点。     

论李鸿章的日本观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长期主持清政府的洋务及外交工作。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联日”、“防日”、“师日”的复杂发展过程,但“轻日”倾向非常明显,而且贯穿于李鸿章对日活动之中。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尽管李鸿章有一定的“师日”趋向,但“制日”的思想是主流。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 ,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 ,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 ,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与“以夷制夷”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乞求各国列强尤其是俄、英调停———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因日本拒绝而失败;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继续乞求英、俄等列强干涉,仍未成功。后来,在美国的所谓“中介”下实现了中日两国的直接谈判①。显然,无论是战前,还是战争中,清政府所...     

1896年李鸿章使俄路线考

１８９６年２月１０日,光绪帝授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前往英、法、德、美等国联络邦交。李鸿章的出使,是清政府位望如此之隆的重臣的第一次出访。当时在中国攘夺甚烈的列强,对李鸿章此行十分重视,都想把他首先抢到手。因此,李鸿章的出使路线,不仅是一个所经地点和访问次序问题,而且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后果,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台湾学者李宗侗在所著《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与签订》一文中写道,李鸿章在出使途中,于“三月初十日公历４月２２日抵马赛,俄派王爵吴克德托密斯乌…     

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

晚清时期发生的持续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史家大都认为它只是造船造炮之类器物层面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是不是仅为器物层面的革新？有没有内在的合理因素支撑着洋务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洋务运动在深层的精神层面的历史价值何在？剖析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是回答以上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近年来发掘出《李鸿章全集》佚文——李鸿章为《格物入门七种》等五种中译西书所作的序言,这些序言揭示了李鸿章确实研读过西学书籍,并且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致力于引进西学,是洋务运动第一次使科学和技术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文化因素,这种因素正是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换所必备的。     

李鸿章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方“主角”论质疑

在一些中日甲午战争史论著中,不恰当地夸大了李鸿章的地位和作用。比如,有的说:“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满清方面的主角,不论西太后、光绪帝对他支持或反对,都只能起着次要的作用。”其他类似的说法,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政府军事外交大权”;也有说李鸿章掌握清朝“最大的实权”,“在中日战争中避战求和、造成败局的是他,签订《马关条约》的也是他”;又有说“李鸿章是战争的总指挥和中外交涉的负责人”,等等。我认为,这些说法不仅与史实不符,而     

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

清政府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疏于防范,与负责对日事务的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有一定关系。李鸿章早在６０年代就萌生了“联日”的思想。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极力主张与日本建交,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日本与西方列强勾结侵略中国,并幻想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日军侵台事件后,李鸿章“联日”思想一度动摇,但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开始把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而是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方针。后来甚至受日本愚弄,主张“联日防俄”。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购船置械,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     

论张、邵东渡与日本广岛拒使

<正> 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议和活动中,张荫桓、邵友濂之东渡乞和,占有重要的地位。正由于此,才揭开了李鸿章马关议和的序幕。所以,对于张、邵东渡及日本广岛拒使,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张、邵东渡在李鸿章赴日乞和之前,清政府曾先后三次派员与日本议和。第一次,是在一八九四年     

罗应旒《敬呈管见折》的思想价值

《敬呈管见折》是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1879年7月23日所上的一件有影响的奏折.当时清廷不仅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对于罗折“妥筹具奏”,而且时隔不久,8月5日便有谕旨“罗应旒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委”.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士多为李鸿章招揽的洋务人才,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能够予以信任、重用和帮助.李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有不断发展的“变法”思想,这是他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基础.李鸿章的这些思想愈到晚年愈见明显,其主张“变”的内容已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     

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关于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思想和活动,过去研究中有一些不够准确或不够公正之处,其中包括:李鸿章拒绝赴粤问题,李福谈判及撤军期限问题,李鸿章拒绝援闽问题,李鸿章阻止“定远”、“镇远”来华问题,李鸿章与乘胜即收问题。本文依据有关史料,对这几件事情的经过和内情进行了如实的描述,并试图对李鸿章思想和活动的真实一面做出客观评价。     

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

许多中国近代史著作,在论及中日甲午战争时,无不指责李鸿章严令“避战保船”,致使北洋海军株守威海卫军港直至全军覆灭.近年来,笔者查考了有关档案史料,认为对李鸿章的上述指责是有待进一步商讨的.在此,本文专就李鸿章“避战保船”以及山东半岛战役威海卫之战的战役指挥等有关问题,略陈愚见,求教于专家. 战争与战局发展的简要评析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场对华侵略战争.日军大本营总的作战方     

李鸿章与晚清海军的军备建设

加强海军的军备建设是晚清"自强"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李鸿章是建设晚清海军的实际组织者,他直接参与了晚清海军军备建设的全过程。本文试求从战舰购置与自造、海上火器的制造及引入、海军练兵三个方面探讨李鸿章为晚清海军的军备建设所作出的开拓性努力。     

崇厚与李鸿章

崇厚与李鸿章同处"数千年一大变局"的时代,其出生、成长虽不同,但都担任过通商大臣,都有办理外交、通商、制造、练兵和海防的经历.崇厚大起大落,李鸿章却不断"成功",是各自的学识、才干、能力差异所致,还是另有原因?本文通过考究两人的所作所为,及其对历史和社会所起的作用,从历史条件等方面加以分析,略作述评.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     

《曾国荃致李鸿章函》探析

《曾国荃致李鸿章函》是反映李鸿章、曾国荃与“常胜军”关系的未刊资料。此函的写作时间是同治元年 (1 862年 )九月二十日。此函反映了曾国荃并不信任常胜军。湘、淮军作为中国新兴的军事力量 ,保持了自己的尊严。透过此函 ,还可以看到李鸿章同治元年初率淮军入上海 ,在军事指挥上“力求自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