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知识分子写作”:“文革文学”的一种潮流与倾向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话语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合流中遭到重创,“非知识分子写作”成为一种潮流与倾向;主流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写作在本质上是非知识分子的。     

试论余华作品的文革叙述

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成年后的写作方式,甚至影响到他的写作方向。出生于1960年的余华,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的潜在记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余华作品的解读,探讨余华作品中潜在的文革记忆,即叙述的方式是回忆与想象,叙述的主题是暴力死亡与温情苦难,叙述的风格是冷峻与狂欢。     

余华带给我们什么——简析余华的“文革“叙事模式

余华作品中的文革叙事几乎成为一种写作定式。这不仅包括典型的"文革"小说、正面描写"文革"场面的作品,也包括将"文革"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加以描述的作品。他从各个角度,以不同人的视角,写下自己关于"文革"的并不清晰的记忆,执着地将苦痛的东西撕裂给人看。余华叙写"文革",揭露了"文革"中暴力的深层机制和暴力的无意识根源,提醒中国人要反思而不是遗忘。     

“文革”的民间记忆——以近年来出版的“文革”回忆性作品为例

纵观当前对"文革"历史的研究,大部分是政治人物或较为重要的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回忆与研究,或者是对"文革"史的整体研究。利用有关"文革"的民间文献,尤其是来自下层人物的回忆性文字来展开"文革"基层社会史的研究,目前所见还很少,所见的多是这些回忆性著作出版后媒体的报道以及所引起的读书热、怀旧热。因此,利用这些有关"文革"的民间回忆性作品,来展开对"文革"社会史及"文革"对不同阶层人物影响的对比研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开始有研究小人物在"文革"期间命运的相关著作,"文革"回忆性作品逐渐从上层走向下层,从主流性"文革"回忆录转为非主流性"文革"回忆录。这种变化打破了"文革"研究领域的沉闷局面,丰富了"文革"史研究的材料来源,使"文革"史研究突破官方历史的特征,向真正的历史研究回归。丰富的"文革"回忆录材料,围绕作者本人的经历展开,是研究"文革"时期民间社会生活史不可多得的资料。有关"文革"的这些回忆性作品,无疑是平民的历史,它不仅构成了宏大叙事的有力补充,也使得历史变得鲜活起来,有助于反思"文革"留在国民身上的各种潜在的印记。     

“文革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要真正重视并深入开展＂文革语言＂研究,首先需要解决对其意义和价值的认识问题。＂文革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汉语语言学本身而言,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度,＂文革语言＂研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领域,并且为现代汉语研究增添许多新的内容。二是对社会语言学而言,＂文革语言＂研究也有相当的促进作用,甚至＂文革语言＂本身的很多内容也都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之中。三是对＂文革学＂及＂文革史＂而言,＂文革语言＂研究理应成为其重要的内容之一,甚至可以构成隶属于前者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试论“文革”末期的周恩来效应

“文革”期间特别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纠正“文革”的错误、提出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方面再次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能力和中流砥柱的作用,但这却受到“四人帮”百般的阻挠和压制。所以,周恩来去世后引发了巨大反响,人民情绪如火山般进发,终于导致“四五”运动的爆发和“四人帮”的倒台。周恩来逝世产生的巨大的效应为世界历史所罕见。本文谨对周恩来效应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试作一些分析。     

论余华小说中的“簇拥模式”

在余华的小说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簇拥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对立双方力量的不同而形成两种形态,分别是围的效果与放的效果。这两种不同的效果其实展示出了余华在不同创作时期的不同思考,尽管有不同,但仍然是作者对人的生存境遇思考的结果,仍是出自作者的内心。     

莫言“文革”叙事论略

莫言的＂文革＂批斗叙事分主体、手法和时间三个方面。主体上,一是叙事人,二是叙事视点。手法上,一是荒诞,二是嘲弄和否定。时间指批斗时间的选择。在＂文革＂后仍然存在的人民公社时期的饲养室及完整地保留着＂文革＂期间面貌的文化旅游村和肖上唇及洪泰岳的形象描写上,莫言主要批判娱乐＂文革＂、消费＂文革＂及＂后文革＂极左势力。莫言的＂文革＂叙事可在两个方向上解读：一类极尽荒诞之能事,以超出常人理性与接受范围之外,意在揭露＂文革＂的反常与病态,另一类并不声嘶力竭,甚至也不有意点明。能指与所指的并构以及张力空间保证了莫言在＂文革＂叙事上的批判高度。     

“文革”时期版画图式探析

"文革"时期的版画受特殊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因着其自身的特质因素,形成特定的图示语言。对"文革"版画的红海洋、漫画化、高大全、文字标题四个方面的图示特征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毛泽东“文革”前心态研究

50年代末到“文革”前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也是其诗词创作主题、风格急遽变化的一个时期。深沉的命运感和强烈的斗争意志使其行为与思想呈现于既相互矛盾又共同组合的复杂结构之中。这其中既有对个人政治权力的捍卫,也有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他既自负、高傲,也焦虑、狭隘。在抗争与孤愤之中流露出浓重的苍凉感。     

从《世说新语》看张华的人格理想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虽然《世说新语》涉及张华条目记录的言行思想体现了作者“性好老庄”的主观倾向,但是张华并不热衷组织清谈或以名士高自标置。结合《晋书》以及文学作品对比分析《世说新语》相关条目,具体指向存在的矛盾,尤其《品藻》第8条记载刘令言始入洛评价“张茂先（华）我所不解”之处,可以发现,张华人格理想应是西晋著名作家和玄儒并蓄的入世名士。相较于袁宏《名士传》记载中朝名士群体结合名教与自然的入世人生态度,张华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     

论余华小说中的暴力与死亡叙述

对暴力和死亡的叙述构成了余华先锋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和历史无处不在的暴力现象以及暴力的深层精神结构和运作机制.但其虚无主义创作精神使其过分的迷恋暴力的激情、死亡的灿烂,批判历史与现实的暴力的力度就此被稀释.     

写家国之情,发黍离之音——中国作家在文革期间的地下写作

地下写作是文革文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否定文化大革命 ,是文革地下文学的基本的思想特征。注重与作家自身的心灵交流对话 ,自觉地实行对文革极左话语的艺术转换 ,是文革地下文学艺术上的重要特点。     

从《兄弟》看余华小说主题的承袭与超越

长篇小说《兄弟》体现出余华作品主题对以往的承袭与超越。在《兄弟》中,依然承袭了余华对人类悲剧性尴尬状态及荒谬的人生困境的揭示,关注着苦难与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而在对人性的理解上,余华已经不再一味地强调人性恶,而是在人性美的迷失瓦解中对人性欲望进行追问。《兄弟》是适应时代的产物,也是余华内心的产物,不变的是他的怀乡之旅,而变化的是他对灵魂的救赎。     

“文革”语言中的詈词及其使用

詈词的大量使用是文革语言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传统詈词在文革期间都得到"重用"。本文对此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詈词在文革中的一般使用情况进行了描述。     

论余华小说“活着”意象的意义

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富含哲理的客观叙事,通过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样态,创造了“活着”的独特意象。这一意象既是现实人生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的感性显现,又与中国传统儒道哲学文化有着深层联系,同时具有人类普遍意义。     

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实际上包括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 :一是对“文革”的尖锐批评 ,一是总体上对“文革”的维护和肯定。这两个方面的评价都各有其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它们反映出毛泽东晚年陷入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之中     

存在之"重":论余华和海勒长篇小说主题的同质性

作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实验小说的代表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先锋,海勒和余华在长篇小说主题上显示了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两位作家有一个共同的创作旨归,即都聚焦于现代人存在之“重”的生存状态。与传统作家相比,余华和海勒在凸现生存状态的价值取向上表现出颠覆传统的后现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