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衰亡”话语的兴起试探

作为现代西方一种重要的学术论调,“悲剧衰亡”话语的兴起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原因的.主要包括：尼采的直接启发;悲剧传统的强大压力;系统的现代悲剧理论缺席;现代文化批判的一种策略.“悲剧衰亡”话语发轫于20世纪早期,而不是通常所谓的二战之后,当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格罗斯曼、卢卡斯和克鲁契等人.     

由缘起论看佛教伦理学及其现实意义

缘起论是佛教思想的基础,具有过程性、关系性和内在一致性等特征。建立于其上的佛教伦理学,由此延伸出反省观、因果观、平等观、慈悲观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思想,从道德的角度提供了解决个体与自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人类与自然内在紧张的可行方案,对我国新时期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后期京派”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 ,以朱光潜、沈从文等为代表 ,后期京派作家和理论家们通过发起和参与一系列文艺论争 ,宣示了自己的审美乌托邦艺术理念 ,维护了其群体的“文学者”立场。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新时期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争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文坛围绕西方现代派文学展开了激烈论战。对西方现代派文学 ,有人肯定 ,有人否定 ;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倾向 ,有人反对 ,有人礼赞。其实 ,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作家把握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 ,它从一个层面深化了对人自身及其处境的认识与理解。中国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与模仿亦是艺术发展的必然。纵观这次讨论 ,可以看出 ,思想在争鸣中解放 ,观念在争鸣中更新 ,文学批评正从僵化单一的政治评判模式步入自由开放的多元     

缘起论是佛法的理论基石

论文认为,学习与研究佛教,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佛法的基本精神,而只有懂得缘起论,才能真正把握佛法的基本精神——因为缘起论是整个佛法的理论基石。论文从原始佛教、大乘空有两宗、佛性理论、中国佛教“真常唯心”系乃至人间佛教等几个方面较深入地探讨和揭示了缘起论在整个佛法中的地位与作用。 本文带有论纲性质,今后将分若干专题进行较深入系统的研究。     

因明论式与缘起说

本文不同意学术界将因明与佛学割裂开来的做法 ,通过对佛学缘起说与因明论式之间关系的具体论述 ,阐明佛学对因明的影响极为深刻、广泛 ,而因明对佛学的普及、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

王明回忆录《中共50年》认为"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是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九一九宣言"两个文件提出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防文学"口号是周扬在"八一宣言"发表之前提出来的,而中共中央1931年9月19日并没有发表过《九一九宣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冯雪峰根据相关的中央文件与鲁迅、胡风协商后提出来的。历史上的"两个口号"论争表面上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应该是"周扬派""鲁迅派""托派"三方面之间的论争。"托派"的加入改变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从而在政治上使论争上升到了敌对状态。只有将"托派"置于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两个口号"论争在政治上的严肃性和复杂性,也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下定决心与周扬等人决裂。     

“怨”与屈赋的悲剧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中“怨”的基本内涵,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基调,屈赋所体现的“怨”的悲剧本质及其封建消极性,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悲剧审美的精神底蕴。     

“文化工业”下的当下文学论争剖析

结合网络在当下中国的超常发达,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剖析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论争的特点,指出"文化工业"下的商业资本的统治本性淹没了文学所必需的创造个性和文学论争所必需的独立公正立场,使得环绕著作权和名誉权的文学论争成为当下"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西方悲剧美学的现代发展与变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文化的转型期,在新的文化视野中,现代悲剧美学表现出对传统悲剧美学的颠覆与反叛。现代悲剧在以下方面呈现了对传统悲剧的发展与变异:悲剧人物由英雄人物转向日常普通人;悲剧冲突由从关注外在社会转向人类内心关照,由情节冲突转向精神冲突;悲剧旨归由道德教育和社会批判转向文化批判和人类的终极关怀;悲剧效果由审美教育走向反审美;悲剧精神由悲剧精神降格为悲剧感;悲剧实质由外在实体悲剧走向内在哲学悲剧,体现出现代悲剧现代主义色彩的嬗变。     

技术社会建构论的批判与论争

技术社会建构论是技术哲学的前沿思想,温纳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温纳的批判引起了学者们对技术社会建构论中相关问题的论争。通过批判和论争,将加深人们对技术社会建构论的认识,推动技术社会建构论的发展。     

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一直是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论战者中一方所打的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旗号,而另一方竖起的是陕北中共中央的旗帜;然而这两个形同水火的口号,其理论依据均出自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所撰写的文件。本来鲁迅只是一个局外之人,但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左翼作家,参与此次论战之后即对当时上海左翼文化领导者奴隶总管式的作风进行了尖锐批判,表示了对于专制主义无比憎恶的态度。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义务与名誉”之论争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发生了一场由如何看待军人战场自决等问题而引发的义务与名誉之论争。早稻田大学教授浮田和民认为军人战场自决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主张军人应为义务而战,而不是为所谓的名誉而战。陆军少将佐藤正则认为日军的士气正是来自于为名誉而战,因此主张军人应为名誉而战,而不是为义务而战。随后,井上哲次郎等人也纷纷对此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论争扩大开来。这场论争不仅涉及文明开化后的日本如何看待武士道的问题,更触及到日本传统伦理思想与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冲突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日本社会对于被俘的基本态度和观念。     

《大智度论》的缘起及其否定作用

本文从《大智度论》中缘起的内涵及其否定作用两个方面了解早期中观对于缘起的全新阐释。关于缘起的内涵,部派佛教对因、缘、果做了细致的分类,并且也有了关于法与法之间“相待”与“和合”关系的讨论。但所有讨论都建立在因果之间具有必然性联系的含义之上。中观没有在因、缘、果的分类上继续讨论,而是在因缘和合的方式上做了发挥,归纳《大智度论》共有以下四种：法因和合而生、法因假名而生、法因分别而生、法因相待而生。这四种形式本质上不仅是一致的,而且佛教中其他形式的因缘和合如“四缘和合”或“十二因缘”等等也可以被归结为它们。关于缘起的否定作用,本文探讨了否定的逻辑与范围。建立在因果必然性含义上的缘起,否定的是如“自我”那样非缘起的东西,而不否定缘起自身。《大智度论》通过两难论证,揭示了不同形式的因缘和合中因果之间的矛盾关系而非必然性关系,并通过这种矛盾关系否定一切因缘之物与因缘自身的真实性。     

横移西方现代悲剧精神的尴尬

中国当代实验探索小说横移西方文化，由于脱离本土文化根基而造成文化错位，发生痉挛反应，最终付出远离生存本真的惨重代价。实验探索小说忽略了接受影响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和文学交流的过程，并不是对接受对象的单向模拟，探索小说没有保持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是导致他们最终陷入精神危机的根源。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训政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之论争——以教育领域为核心的考察

国民党进入训政时期后,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着力于掌控教育的主导权,在各级学校努力推行＂党化教育＂,从而引发了来自党内理论家以及党外知识分子的纷争与批判。这些不同的声音囿于国民党所建立的＂党国体制＂之内,但是无形中却侵蚀着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主义论争与纠偏之举——试论梁实秋的文学货色论思想

梁实秋的文学货色论尽管与政治相关,但本身却无政治性,它是一种关于文学发展、文学批评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文艺理论是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事实的阐发,并一直为文学现实所牵引;梁实秋主张文学艺术应该自由发展、独立成长,反对政治体制及各种先在的理论对于文学艺术的侵扰与限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等文学现实现象之间本应该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梁实秋只执其一端,明显自陷偏颇.但是,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论一直存在着理论过于导引创作的倾向,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梁实秋的文学货色论事实上反而具有了某种纠偏的功能.     

论教师专业成长观的“旧三论”与“新三论”

教师专业成长是教师教育大厦赖以构筑的根底问题.教师教育史上的三次“飞跃”表明:教师专业成长是教师教育活动的主线与内线,在教师教育大厦中处于奠基地位.传统教师专业成长观的主题是如何促使教师吸附教育知识,由此导致了教师专业成长的“旧三论”,即指导论、迁移论与嵌入论.在当代教师专业成长领域,基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本真交互关系的教师专业成长观势必领唱主角,倡导基于实践优先论、情景中转论、智慧涌现论的教师专业成长“新三论”是对这一发展趋势的自觉回应.在“新三论”中,教育理论难以直达教育实践,非线性逻辑、情景中介性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根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