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看儒家伦理与周部族文化的关系

儒家伦理与西周文化的紧密关联已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一般的儒家伦理研究中,我们很少去关注它跟周部族拓荒时代的关联。儒家伦理如何受到周部族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中可以认识到。尤其是《豳风》,《豳风》反映了周族先贤在豳地的经历、生活和文化,儒家伦理受《豳风》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伐柯》这首诗上;此外,《大雅》的《公刘》、《绵》等诗篇对儒家的政治伦理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诗经》的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伦理确实受到了周族先贤及其文化的影响。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上博楚简《诗论》在《诗经》批评史上的地位

上博楚简《诗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文学教化思想向两汉经学化儒家文学思想过渡的一环。虽然《诗论》注重诗的教化作用 ,体现了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 ,但相对于后世《诗序》、《诗谱》来说 ,它对诗义的阐释比较客观、对诗的情感把握较为真切 ;只是到汉代以后 ,《诗经》才被更多地附会上了历史教化色彩     

以仁见义:《孔子诗论》的论诗特点

《孔子诗论》是我国最早的孔门论《诗》文学思想著述,其与儒家哲思一脉相承,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通过《诗论》第一简的"提纲"之言,以关键词为逻辑引线的论《诗》言路,以及《关雎》七篇之《诗》评这三条论《诗》脉络,可以看出,在看似松散的孔门《诗》论背后,儒家之"仁"一以贯之。这一研究,一方面可以填补相关空白;另一方面,可以将《诗论》提升至哲学高度,为其语内、语际新诠释开辟不同视野。     

《韩诗外传》诗教思想探究

从《韩诗外传》所塑造的历史群像图及孔子形象来看,《韩诗外传》的历史构造重在传承儒家的诗教义理,而不在于历史史事的真实。通过这种历史构造,韩婴打通诗与史,塑造历史人物形象,传承儒家诗教义理,体现了韩派今文诗学传承诗事的特点。而这种历史构造的有效性在于:其一,《诗经》自身就有很多美君子之德的诗歌以及叙述周朝开国君王的史诗等,这为诗教的发挥准备了最为基本的素材。其二,诗文的朦胧性、灵活性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比类引申空间。其三,诗教的精神在于通过诗或者诗句“兴起”,领会到儒家的义理,《韩诗外传》可以说是韩婴由诗句“兴起”儒家义理后的一种构造,其有效性奠基在其能真正自反,“兴起”儒家的义理。     

吴虞对儒家经典的怀疑

吴虞对儒家经典的怀疑黄开国儒家自创立以来，就与古代的文化典籍《易》、《书》、《诗》有着密切联系，并以此作为教授弟子的教材。孔子重礼教，《仪礼》虽未必成于孔子之先，但儒家对礼的一贯重视，使《仪礼》后来也自然成了儒家的必备教材。加上据传是孔子亲手修订的《...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探求孔子、孟子和荀子三家说《诗》的特点及原因

儒家学派三位大师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说《诗》的内容和目的也不尽相同，孔子说《诗》着重于道德教育，孟子说《诗》重点在于辩难，而荀子说《诗》却重点放在其文学价值上。     

孟子的“五经”系统说

儒家推重六经之教,早在孔子时就已奠定儒家化的六经系统。而孟子奉行的却是"五经"系统,有对《诗》、《书》、《礼》、《乐》、《春秋》的称引与论说,然而独不言《易》。孟子不言《易》的原因在于他将《易》尚且视为卜筮之书,也与孟子并非稷下先生且所持之学与齐、楚之学的风格差异较大有一定关系。     

论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

叶适认为,《诗》既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又是史书,故对《诗》亦应从史学角度展开解读。他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叶适以史解《诗》既为匡补汉、宋之学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治学思路。叶适阐发的"经亦史"的观点代表了"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诗》之“思无邪”辨

“思无邪”不应作为释《诗》依据。因为《诗》三百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 ,原本不具备创作主旨方面的统一性 ,不可能篇篇为无邪之作 ;先秦诸家引诗、用诗时往往断章取义 ,抽掉情爱内容以合己用 ,这是当时的公认原则 ,我们不应在释诗时误入歧途 ,孔子悟诗时的有意误读是为阐发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服务的 ,是一家之言 ,不能以之为释诗依据。从实用目的出发对《诗》三百的征引、索解和领悟 ,不能与释《诗》相混淆。     

略论《诗大序》的诗学理论及其影响

《诗大序》是毛诗首篇《关睢》前的序,是我国诗学发展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是对儒家诗论的经典性总结。一直以来,《诗大序》以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我国的文学批评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在儒家诗学的发展中起着承前起后的作用,它论述了关于诗歌本质、诗歌功用等一系列重要的诗学问题,如吟咏情性的观念,诗与政通的思想,主文谲谏的意识,美刺论,六义说都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韩诗外传》的黄老思想

西汉初年 ,黄老思想十分流行 ,甚至一度为统治思想。其时的儒学家也多采黄老之说 ,使其与儒家思想并融。韩婴在其《韩诗外传》中就吸收了大量黄老思想。他在引《诗》时 ,又同引《老子》 ,使儒、道二家经典同存于一章之中 ,而所引《老子》与《诗》 ,在同章中都是与同一人事或道义相发明的。这种对《老子》的引用 ,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西汉初的儒家对黄老思想的认同 ,以及儒、道典藉并存而不悖的观念。韩婴着重关心黄老的治国、养生理论 ;他在采用黄老观点时 ,往往与儒家思想相发明 ,以黄老来说明儒家 ,其基本立场仍是儒家的。这种情况是汉初与民休息的政治方略的理论需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互绌互补的又一例证     

“《国风》好色”论发微

《国风》雄踞《诗经》多半壁江山,两千余年来围绕它的解读争议最大最多,其中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国风》是否涉及情欲以及如何看待这种情欲表达。汉儒以"美"、"刺"说诗,淡化乃至曲解《国风》之情欲表达;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前进一步,肯定《国风》写了情欲,同时依礼教对其表达的正当性加以批判;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现代解读派也肯定情欲表达,却否定《诗经》与礼教的关系,企图跳出儒家语境而以抒情诗和文化学的眼光来解读《国风》。本文回到传诗的原初语境,考察早期儒家所持的"《国风》好色"论,还原他们对待《国风》之情欲表达的基本立场,揭示《诗经》解释学中诗→欲→礼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意在证明:早期儒家看"欲"是自然论的,不涉及道德批判;这种自然的"欲"乃是"礼"之根源,对此"好色"之"欲"的诗学处理,使得《诗》的解释导向了"礼",从而形成教化论。     

汉代经学研究的新突破--《经学与汉代社会》评介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涛博士新近出版的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年 1 2月版 )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该书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 ,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 ,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 ,研究视野开阔。前三章论述了儒家经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情况 ,考察了《易》、《书》、《诗》、《礼》(《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及其三传 )和《论语》、《孝经》等经典在汉代授受、流传的情况 ,分析了汉代经学各主要学派的形成、发展的主要原因 ;后三章研究…     

“诗言志”与批评的话语权力——论儒家诗学的隐喻对经学的承诺

一、“诗言志”在批评与创作两个层面对经学隐喻的执行《文心雕龙·比兴》曰：“《诗》文弘奥,包韫六义。”①在儒家的“六艺之教”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就是《诗》教。关于这一点,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     

子夏氏“西河学派”初探

子夏是孔门中的高足,孔子去世时,他才二十九岁,又一直活到战国初期,其后迁居魏国,讲学西河,做过魏文侯的老师。西河成了他传播学术思想的场所。曾子曾经责备子夏说: “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这段话不但透露了子夏和曾子都在孔子死后移居西河,同时也揭示出以孔子为代表的洙泗学派及其后以子夏为代表的“西河学派”之间的亲缘和变异的关系。可见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大派。作为魏派的子夏氏之儒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论语》由他与仲弓撰辑,《诗》、《易》由他传于后人,《诗序》由他写成,《春秋三传》由他传授,     

萧统与声律说──《文选》登录齐梁诗剖析

萧统与声律说──《文选》登录齐梁诗剖析陈庆元（福建师大中文系）近年，对《文选》选文的标准的研究，除了继续对《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深入探讨外，又注意到昭明太子《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的主张及其儒家思...     

《吕氏春秋》之论诗引诗与战国末期诗学的发展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于“诗三百”若干篇的作者和创作背景、于孔子师徒并惠施言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书中引诗表明，在秦并六国之前一段时间，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而各家学术思想正逐渐趋向合流。《吕氏春秋》引诗文字与汉人“四家诗”传本均有较多差异，而与战国其它文献引诗出入不大，很可能有相对稳定的“古本”作依据。作者对于逸诗的征引和推重，说明直到战国之末，儒家之三百篇传本依然未能在其它诸家习诗者那里被定于一尊。     

歌诗·赋诗·引诗·说诗——先秦时期《诗经》接受观念的演变

西周时期的"歌诗"与礼关系密切,具有礼制性,以乐为用,极为重视《诗》的音乐性。春秋时期的"赋诗"已不再看重《诗》背后所蕴含的礼制,可歌性已无乐义,仅是婉转言志的方式。《诗》成为了言情表志的工具与手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功利性,表现出"诗以合意"、"断章取义"接受观念。从本质上讲,"引诗"仍然属于用诗现象,分为言辞与著述引用,带有很强的应用性,透露出以诗为理、以诗为史等接受观念。"说诗"标志着先秦时期《诗》的接受由实用性向学术性的转变,代表人物是孔子与孟子。前者"说诗",是从当时《诗》的实用性出发,特别是立足于儒家学说的需要而进行学术性诠释与总结的。后者首倡"说诗"说,提出了"说诗"理论,并通过具体的诗篇分析,自觉实践这种接受理论,为以后《诗经》的接受指明了新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