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政治经济学

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及效率低下,是由于我国的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及基层政府的理性经济行为导致的,因而要以建立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导向来完善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     

自来水不完全市场化供给分析

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特征决定了其供给具有垄断性,而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引起其自然垄断边界的变化,进一步,又引起政府管制边界的变化,导致了政府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沈阳市自来水的供给可从引入竞争,建立科学的水价形成机制和管理体制,拓展融资渠道,改革股份制企业模式等方面来完善。     

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组织整合与构建

旅游目的地公共营销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营销主体多元化现象日益明显,应辨析政府、企业、第三部门、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各营销主体的职能,重新确定政府在多主体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山东省旅游公共营销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营销主体单一,公共投入不足。为获得旅游市场竞争优势,山东省应构建多元化的旅游公共营销组织,整合各营销主体的职能、优势,统一山东省旅游营销诉求,制定山东省旅游市场营销规划和旅游公共营销行为规范与细则,建立山东省旅游公共营销绩效评估体系。     

论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随着我国加入WTO ,政府在管理体制上还必须根据WTO规则和国际通行规范 ,借鉴国际公共管理经验 ,实现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 ,保证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公开和公正的公共管理     

旅游公共服务建设中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旅游公共服务是现代旅游活动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在旅游公共服务建设中,地方政府是最重要的提供者.目前地方政府在旅游公共服务提供上存在缺失:旅游公共资源保护管理不当,旅游行业服务规范监管缺位,旅游公共信息供给不足,旅游公共服务社会化引导滞后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旅游业的顺利发展.今后应从加强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能、加强旅游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积极培育非政府组织等方面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矫正.     

城市公共空间整体性建构与提升旅游竞争力——以南昌为例

城市公共空间是人们感知城市的窗口,是展现城市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建筑艺术的载体。南昌作为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竞争力亟待进一步提升,文章提出:完善多样性的公共空间是满足南昌旅游发展的基础,优化城市公共空间意象是塑造南昌旅游形象的关键,完善城市公共空间的管理机制是提升南昌旅游竞争力的核心,并重点从城市入口、城市广场、滨水空间、公共艺术、旅游标识等方面探讨了城市公共空间意象的打造,为提升南昌城市旅游竞争力提出了可行路径。     

论我国政府推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生产的非竞争性与消费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政府是环境保护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在城市循环经济多元主体管理框架中,城市政府是城市循环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政府的行为决定并影响着其他城市管理主体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效果,因此,政府应该通过规制性政策、市场性政策和参与性政策构筑全方位的政策体系,从而推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     

加入WTO与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中国加入WTO后,对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适应WTO的要求,进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必须坚持市场经济取向,减少直接行政性管理,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旅游目的地营销中政府行为分析

旅游目的地营销对于推动地区旅游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各级政府积极介入其中,但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从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导致市场失灵的准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三个主要因素来看,政府部门参与旅游目的地营销存在必要性,然而由于成本与收益分离、内部性标准等问题,政府也会“失灵”.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中,政府行为应处于一定的行为边界内,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保障目的地旅游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论行业协会在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演进中的作用

随着我国旅游行业管理体制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渐进演变,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介组织,其作用也将日益显现出来,并逐渐取代目前政府所承担的部分职能。虽然我国行业协会存在着种种问题,但这毕竟是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政府应为这个趋势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应从行业管理的最高目标出发,改革中介组织繁荣形式和作用机制,调整政府——中介组织——企业的相互关系,赋予中介组织一定的权限,使得中介组织既能发挥重大、直接和积极的影响,其业务和工作又有利于政府实现管理旅游业的政策目标。     

政府实施经营城市战略的职能创新和发展路径

经营城市的首要内容是规划好城市，合理界定城市的空间、功能和审美形态。城市经营实际上天然具有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的两面性。这是政府行政权力和市场机制结合、政府行政行为和企业经营行为结合的变革。     

辽宁省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与运营体制市场化改革研究

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基础设施全部由政府投资建设 ,这种由国有单位去维护和运营的体制必须改革。应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领域 ,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和市场化经营模式。第一 ,取消进入限制 ,实现经营性公共产品的投资多元化 ,准经营性公共产品合理优惠 ,非经营性公共产品的投资补偿化 ,经营性公共产品资产和企业产权市场化。第二 ,加快政企分离 ,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企业化、民营化和方式的多样化 ,公共事业和企业单位职能的合理化。第三 ,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市场化的管理制度 ,完善政府收费和定价制度 ,完善政府监督和规制制度 ,完善政府公共收费和支付系统 ,完善相关法律和法规体系。     

城市旅游公共管理体制的现状剖析及创新探讨

当前,我国各地旅游局存在着五种不同的管理模式,这五种管理模式各有其优劣处.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进行城市旅游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理想的旅游管理模式应该分为权威层、职能层和自制层三个层次,"三层次"的基本框架不仅能够体现"上靠、下放、中加强"的改革思路,而且可以坚持"权力重组相对稳定、充分调动各方潜能、注重提高管理实效"的改革原则,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城市社区公共管理的特点、问题及途径

社区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社区公共管理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当前的社区公共管理体制是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在微观领域的延续,而流程再造的三个目标与四个原则是社区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途径。     

世界城市建设与公共管理

建设世界城市的推进催生诸多公共问题。世界城市的公共管理不仅是一个深化融入全球化进而掌握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处理社会割裂、谋求共享世界城市红利的考验。世界城市建设的目标,驱使首都北京突破传统的公共管理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创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秉承公共管理的正义、审慎改度、廉洁政府的基本理念,实现公共管理的创新与公共政策体系的完善。     

乡村旅游地开发中的“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研究——以济南市南部山区为例

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以其自然、轻松的特点受到人们的青睐,乡村旅游地开发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在乡村旅游地开发中,也存在诸如旅游资源过度开发、旅游环境受到污染、旅游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公地悲剧是人们对公共物品过度使用而产生的不良结果,而反公地悲剧则是公共物品得不到有效利用被闲置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在乡村旅游地开发中解决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不能完全依靠群众的自觉行为,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解决。     

产业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效率——以中国旅游产业为例

从历史过程看,是政府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市场的力量,使得中国经济能够迅速发展,显现了政府干预行为的效率。作为新兴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中国旅游产业经济管理中的"政府失灵"现象非常突出。通过对旅游产业的分析可以看出,产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行积极而有限的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为的有效性。     

民族旅游的基本伦理问题

民族旅游的基本伦理问题是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民族旅游中,政府、企业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组成了一个伦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以民族社区为基础,作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民族社区的利益诉求应被给予优先和更多的重视,这一伦理要求对企业和政府来说是同时适用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使利益成为一种道德,也使道德成为一种利益。政府在民族旅游的各利益相关者中拥有绝对强势地位,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控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合理运用手中权力以实现公众的公共利益才是符合制度要求的正义之举和践行契约精神的诚信表现。     

城市政府选择投资基础设施的特殊动因

城市政府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是其职责所系,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政府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有其特殊的动因,特别是转轨时期,城市政府投资公共基础设施的动力受制于城市政府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传播:一个经验框架

街道办事处的撤销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体现,属于政府改革政策的领域。研究表明,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过程中,撤销街道办事处这种政策方案能否被其他地方政府采纳,不仅受到诸如问题认知、政治因素、政策偏好和技术条件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包括国家力量在内的外部因素的作用。政府间的交流学习为创新项目与政策知识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来自国家层面的力量介入和积极评价强化着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性效法行为,影响着创新政策被采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