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中的知情同意权

目前,引起医疗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犯,在分析知情同意权实施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加强沟通与完善立法是落实知情同意权、进而化解医疗纠纷的有效途径。     

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限度

在看似统一的“患者利益至上”目标下,患者知情同意权内部蕴涵着冲突与矛盾,其制度设计也模糊不清,以患者权利为破解医患关系困局的药方并不符合中国语境,甚至可能引发负面效应.若想促成权利的介入在医师与患者、社会与个体的交互中发挥良性的作用,就需要在充分认识和理解患者知情同意权所蕴涵的冲突与差异的基础上,消弭权利“武器”的对抗性在医患之间造成的对立情绪,并基于中国特定语境更加合理地设定和明晰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民事视域下知情同意权的权利基础及规则建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首次以民事立法的方式明确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该规则来自于英美法,如何融入我国既有的民事权利体系是个重要问题。关于知情同意权的性质,该权利并非独立的民事权利。民法意义上的“知情”和“同意”两项规则可以从合同关系和侵权责任两个层面分别建构：医疗机构违反告知说明义务可以产生违约责任,除了损害赔偿之外还包括实际履行、解除合同等责任形式;而同意权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即便没有造成生命健康权的侵害,单纯侵犯同意权本身也可构成独立的医疗伦理型侵权行为。为了便利于患者寻求合理的救济,我们应当准确定位知情同意的权利基础,在我国民事视域下重新建构知情同意规则。     

论侵犯知情同意权的类型

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医疗纠纷是医院和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医疗纠纷进行类型化研究,分析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结合现实案例,对侵犯知情同意权纠纷类型划分为：未取得患者同意而实施治疗行为、告知义务存在瑕疵以及侵犯知情权引起的纠纷三种。     

关于知情同意权的法律思考

知情同意权在医患关系中是患者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虽在有关立法中赋予患者这项权利,但知情同意在医疗事故中并未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提出来,更没有提到知情同意权。在实践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还经常被侵犯,无法真正实现。因此,从法理角度来阐述保护患者知情权的理论根据非常必要,患者知情同意权应受到法律保护。     

论诊疗活动中患方的知情同意权

患方知情同意权是患方制约医方滥用诊疗权的一项权利,其产生源于患者对医师的不信任。随着医疗行业的市场化,患方的知情同意权逐渐得到我国法律的认可。知情同意权的行使涉及诸多方面,情况十分复杂。医疗机构滥用医疗同意书是由于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误解。在医师尽到说明义务且征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医方虽没有过错,但仍发生了医疗意外,医方对由此造成的损害不负损害赔偿责任。     

辩证地看待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的一种法定权利,包括知情权与同意权。根据马克思“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思想,患者的这一权利既伴随着医方的义务,也伴随着患者自身一定的义务,因而该权利的真正实现需要医患双方辩证地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并积极地履行各自的相关义务,当然主要依赖于医方义务的积极履行。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构成要件

医患纠纷中,患者常以其知情同意权被侵犯为由,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在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必须对知情同意权及其构成要件有个正确理解,同时,医方又要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只有如此,医患双方才能正确行使或履行知情同意权。对患者知情同意权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与梳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权利互动视域下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从剖析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的现实困境可以发现,欠缺考量患者知情同意权依存性的研究,无法应对当下中国复杂的医疗实践。只有在健全患者知情同意权保障机制、疏导正当分歧、消弭非正当分歧的基础上,建立强患者知情同意权主义的制衡机制,防止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滥用,并促使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生治疗决策权均获得长足的发展,才是最大限度实现患者知情同意权,推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及医疗事业的稳步前行的或为可行的出路。     

反思医患关系治理中的法律父权主义——从知情同意权切入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演变,呈现了法律父权主义对医疗父权主义的取代历程。这种取代主要缘于医生信任机制的破坏。人类对纳粹医师"独裁专断"的反思,促成了知情同意的制度化。但在该制度的具体运作中,患者知情同意权面临信息、能力及价值障碍,而医生告知义务则遭遇医患关系内容被异化、伦理义务被弱化及对立面被强化的困境。反思法律父权主义模式下的医患关系,以期让法律更好地适应医患关系的现实要求。     

谁是医疗关系中知情同意权的主体?

<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1款是否已经明确将医疗关系中知情同意权的主体界定为患者?这一看似简单明了的问题,却由于人们尚未完全认清"患者"和"患方"的区别,知情同意权"主体"和"代理主体"的区别,而容易陷入混沌之中.为正确理解法律,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     

论知情同意之法理求索

知情同意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调整医患关系的基本准则,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是一种单独的侵权责任形态,患者可提起独立的侵权损害赔偿。在我国,由于医事立法不足及传统观念的影响,知情同意尚没有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形态。侵权责任法已经列入今年的立法日程,正在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把医患纠纷也纳入其中。因此,探讨我国知情同意制度之法理,认识其在医事领域的重要地位,对立法和实践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基因治疗管控的法理基础

人体基因治疗技术引发的技术安全性争议以及可能的道德与伦理风险需要法律作出回应,使之向维护而不是损害人性尊严的方向发展。基因治疗立法中的人性尊严原则有两个向度:一是在技术发展上规制的目的在于促进平等而不是加剧不平等;二是在技术使用上应当在知情同意前提下,有条件地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科学自由与人性尊严、基因差异与平等、个人选择与公共理性诸要素的平衡将为基因治疗提供法律管控基础。     

患者及其近亲属“拒绝”行为有效性的法理研究

在医疗活动中,确立“知情同意”原则的本意是对患者权益最大限度的尊重与保护。然而,在实践中,发生了一些对“知情同意”原则非理性适用的事件,给患者切身利益带来损害,违背了立法的本意。从法理角度分析,无论患者或其近亲属,对医疗机构提出的合理治疗意见所作出的“拒绝”行为,当无法保证患者生命健康权益的最终实现时,这样的“拒绝”行为在法律上应是无效的。     

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法理分析

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关系问题是行政法的核心问题,将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作为一对范畴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法理学和行政法学意义.在把握二者的关系时,应以行政相对方权利为本位,即行政权来源于行政相对方权利、服务于行政相对方权利并从属于行政相对方权利.     

浅析董事民事责任之法理基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公司成为现代企业制度中典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公司懂事是处于法人治理结构顶端,支配公司经营管理。而我国公司法对董事的民事责任规定相对薄弱,公司董事地位和作用的日益重要与其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不协调。因此,为加强对董事民事责任的理论研究,笔者就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董事义务、对董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理基础略陈管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懂事民事责任的法律制度。     

医疗损害社会化分担之法理基础

医疗损害与医疗意外在导致人身损害发生的责任归属上存在不同,因此,医疗损害社会化分担应当适用不同途径。对于医疗过失导致的医疗损害,通过医疗责任保险分担风险;对于不可归责于医方的医疗意外,通过医疗保险分担风险,这也是国家承担对国民提供社会安全保险的义务与责任之所在。     

中国宪政架构下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之重构

宪政的基本理念在于限制权力 ,保障人权。依法治国 ,实现行政法治 ,迫切需要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的力度。这是行政法进一步发展对宪政所提出的深刻挑战 ,也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重构的核心问题。从中国现行宪政体制出发 ,建立中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 ,以此重构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 ,方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诉权 ,实现民主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