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

西方文论的"后理论"转向,既表现为"反理论",即对此前盛行的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批判反思,同时也是一种"新理论",指向对前人遗留问题及新的现实问题的重新探讨。在"后理论"转向的启示下,我国当代文论研究,一方面有必要加强理论反思,包括解构性反思和建构性反思,这不仅需要怀疑和批判精神,同时也需要建构性的理论精神;另一方面,还有必要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重建当代文论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所关涉的主要问题,一是当代文论建构的现实基点问题,二是当代文论建构的文学观念和价值理念问题,三是当代文论对文学实践和社会现实的"介入"功能问题,四是当代文论的开放与坚守辩证统一的问题。     

马寅初与中国本土货币理论的构建

20世纪初，马寅初留学回国后，开始利用其所学的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希望构建起与中国本土相适应的货币理论以解决中国货币问题。为此他先后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大量吸收并系统介绍西方的金融货币理论和经验，尤其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西方货币理论，并对西方货币理论和经验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二是在此基础上，依据中国货币问题的实际情况，对当时紧迫的中国货币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三是构建起了他认为适合中国实际的货币理论学说。《通货新论》的写作是马寅初对自己本土货币思想理论的总结，并力图为解决抗战后的货币问题勾画蓝图。马寅初构建本土货币理论的实践，对当今中国建构本土理论话语体系的时代要求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西方经典社会变迁理论及其本土启示

西方经典社会变迁理论是古典社会学发展时期社会学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探索 ,是西方社会转型期的产物 ,对西方当时及其后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产生过积极影响。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也具有一定启示。本文拟对这一理论及其本土启示作粗略疏理和研究。     

西方文化理论的三种类型

随着全球范围内理论旅行的加速和中国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理论也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论域。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来自西方,我们当然需要根据中国经验和需要来选择、批判和使用西方理论,使之更有效地回应更为本土性和区域性的问题和挑战。这一切的前提是对西方文化理论完整而明晰的认知。西方文化理论包括三种类型:(1)作为当代左翼事业的"理论";(2)作为现代性反思的文化思想;(3)从古到今有意义的文化论说。简单地对这些理论作分析性说明,是我国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工作。     

中国问题、“后理论”话题与当代文论建设

当代中国文论的研究及理论建设需要关注的是中国问题,而不是盲目跟风或套用别人的理论及命题,这样不仅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且无益于自身理论的构建。对“后理论”话题及其引发的讨论也应作如是观。作为一种在西方知识论语境发生的理论事件,不能简单地将“后理论”话题的出场套用在中国语境及其问题上,不能把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状况及其面临的现实问题做出等同于西方的判断,否则就难免产生误读,出现理论语境的误置。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发展与建设必须立足中国问题,从中国文论的具体语境及现实要求出发,植根于现实的文学实践活动,并在世界理论的发展中处理好与西方理论话语的关系,从而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构建提供可能。     

理论取向、核心议题与路径选择: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探讨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在我国的应用,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本文探讨了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的理论取向、核心议题与本土化路径等基本问题。社会冲突理论的两大理论传统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我国的社会冲突研究需要树立分析、批判兼顾的理论取向。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的核心议题是增进冲突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包括解释、规范冲突现象,化冲突为社会革新和进步的动力等。从中国经验中总结和发现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冲突理论是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的必然路径,只有建构起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本土冲突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冲突理论的本土化。     

超越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人们通常把目前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归因为对大众化理论的片面认识或实践偏差,却很少对这一理论本身进行反思。被奉为圭臬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本质上是一个大叙事,其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中的话语霸权地位,显示出我们依然在移植西方的大叙事思维,其后果是使人们丧失了本土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自主思考能力,埋没或者牺牲中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结构、旨趣与思考方式。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首先应当超越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框定的思维范式,教育理论研究更应当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着眼于我们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域外问题"。     

犯罪学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

中国犯罪学的发展不能不关注西方犯罪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状况这两大因素。西方犯罪学的理论学说与学科发展经验,在犯罪学研究中不仅具有学术沿革的意义,而且还构成了犯罪学的基本框架、基础性智识思想和主要学术通识。西方的理论与经验为我国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了充分养料和资源。对中国犯罪学的现实状况尤其是所遭遇困境的理性体察,则是我国犯罪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起点。故此,未来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路径在于:既需要科学地借鉴西方犯罪学理论与发展经验,也需要立足于中国转型社会的本土情势,更需要在借鉴西方经验与体察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整合型、应用型及实证型的学术理论与学科体系。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     

西方国家“政治营销”的理论渊源

20世纪中后期,政治营销理论兴起于西方政治学界。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西方国家政治传统和现代经济领域中的营销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着独特的内涵。"政治营销"已成为西方国家总统选举、政党竞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其独特的模式在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着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国家政治营销的理论渊源及其内涵,认为政治营销理论为政治学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和民主理念。     

作为日常语言的“理论”与作为学术语言的“理论”——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中一种值得辨析的混淆

新世纪以来,在文化研究持续影响下,中国文论界关于学科性质的反思正趋深入。但各种相关讨论时常微妙地混淆着"理论"一词作为日常语言的意义与作为学术语言的意义,从而妨碍着持不同立场的学者间对话的有效性。作为日常语言的"理论",在希腊语言与拉丁语言中都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同义语,而是一种超越常识却最终仍回归着常识、联系着实践、实现着抽象逻辑与生活世界的有机统一的思想活动,在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层面上,分别具有不同特征。作为学术语言的"理论",则是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中一个特定阶段,需要被置于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这一错综学术嬗变格局中,主要从文化批评理论的角度加以特定的理解。两种语言意义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在日常语言中,文学理论是理论的一部分;在学术语言中,理论则是文学理论的一部分。经此辨析,这两种语言意义才可互为参照系,实现在"理论之后"背景下的有效互补,从而发展出我们自己面向新世纪、具有积极前景的后理论。     

“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理论创新问题

谭好哲认为,理论创新应当关注三个维度,即面向社会现实或人文事实,形成具有现实解释力度的理论话语;面向理论传统和历史发展,生成新的理论观念,设定新的理论命题和原则;面向价值评判和理想规则的建构,发挥理论对于现实实践活动的规约和导引。崔平认为,从原创与学术积累的各种关联可以看出,学术积累是一个逻辑有限的因子,究竟在哪一点上完成终结而实现向原创的转换因人而异,不可硬性划定;悟性和创造力是原创认识的重要相关变项,它们在个体中非常态地不均衡分布,所以,学术积累的量化指标不能科学地转化为原创资格。金健人认为,由于理论原创的相对性,理论家应该选准适合自己的理论空间,在思维方法上拒绝“减法思维”,认识中外不同理论资源的互补效用,在多元化、多方法、多视角、多取向的理论对话中保持学科规范,发现原创机缘。吴晓东认为,在进入现代之后,中国问题就与西方或者说世界问题紧紧纠缠到了一起,因此,我们在寻求中国自己的本土化理论创新的时候,需要充分意识到,我们的理论如何摆脱西方的逻辑陷阱;因为我们所追求的理论创新,最终是与我们自己的生存困境和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元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研究与现代阐释问题,也就是通常表述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已是一个存在了多年的问题。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遗产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是中国五四以后的文学实践中,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观念,所受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由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一个思想史的角度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内容,包括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以及在中国被转换的理论,反过来对西方理论的影响等。在方法上既是历史化的,又是元批评的。若要把握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转换,方法上应做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梳理。一方面需要做纵向的历史化的叙述,一方面要寻找理论关键词,即福柯-李泽厚式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反思与西方后学的时间平行与结构相似,以及李泽厚的审美-历史话语建构与德国启蒙理性、当代西方后学的关系,构成理论方法、范式与中国问题的一体两面;"莫斯科-延安-北京模式"的中国文艺理论演变的路线图;审美、意识形态、情本体、情感政治、生命政治等关键词在当代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位置。     

对西方“专家治国”理论的一点思考

专家治国理论是西方行政学理论中有关"专业人员"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现代政府的运作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参与.本文通过简要回顾这一理论的产生、发展历程,揭示了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同时也阐述了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设是如何对这一理论进行借鉴与吸收的.     

综合国力理论的演变与中国化

综合国力研究始于西方,属于西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power)理论的一部分；中国综合国力问题的研究是对西方相关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中国的综合国力理论已经与西方相关理论体系分道扬镳而自成体系.这是一种学术的自觉和创新,但也存在一定的学术失范和对西方相关理论的承接不足,因而缺乏国际学术对话.追根溯源,比照差异,有助于这一理论的新发展.     

走向深层话语塑型方式建构：赋权理论本土化的认知逻辑演进

赋权理论源于西方社会工作学。在国内赋权理论本土化进程向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对其所走过的认知逻辑历程做一种反思性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对国内学术场进行深层透视之后,可以发现国内赋权理论本土化进程正在走向一种深层话语塑型方式建构。这种深层话语塑型方式,建立于赋权理论本土化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在从“误读”式、“独特”式、“失灵”式到“转型”式理解路径的演进序列中初冶原型,并在西方中心主义与本土中心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的话语争论中获得正反两方面的认知逻辑参照。这种深层话语塑型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性、情境化、扩大化的知识共同再生产方式。构建这种深层话语塑型方式,需要跳出既有认知框架,实现从“中心论”向“互构论”、“单变论”向“共变论”、“符合论”向“创制论”、“纯粹论”向“共在论”、“还原论”向“生成论”的转变。     

从断面到断面——关于“断面理论”的思考

西方文论属于“断面文论”,这一点,有学者曾注意过,也进行过相应的思考,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本文将对这一情况做一详细分析,以期对西方即中国现代文论发展有一个更加准确,全面的认识.同时本文对所思考之理论充满由衷之敬;;意,无任何偏见与感情色彩,望不要引起误解.     

“杂合”概念考论

"杂合"概念经历诸多语义嬗变之后,在20世纪晚期以来受到广泛关注。这个概念的后殖民主义转向,依托于转变了的"认同"意识。"杂合"和"认同"是当代文化理论中的关键词,折射出文化观念的不同指向;不但有巴巴、霍尔等诸多探讨杂合理论的中心人物,亦有杂合文化观念的理论探讨所激发的对相关连带概念的思考。杂合概念在后殖民理论中的运用,旨在抵御殖民文化的侵蚀,从而成为挑战性极强的抵抗模式。然而,晚近的杂合理念和认同话语,终究是在西方世界建构的,无法完全摆脱西方主流话语,也没有足够的能量来颠覆顽强的本质主义。今天,"杂合"虽已不再是热门话题,但还在不断启发人们的思绪,与之相关的认同政治学和跨文化思维模式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中国“和平发展”话语权探讨:争论与反思

中国"和平发展"的话语,如何得到国际社会更大的认可,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问题。目前,"和平发展"的话语实践在解构"中国威胁论"上起到一定作用,催生西方更新对中国的话语。这一话语已被西方使用,进入西方议题设置中。西方虽然欢迎和认同"和平发展"的目标,但对"和平发展"是否可以实现的认同度较低。中西论证"和平发展"的理论视角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和平发展"要转换成话语权力,不但需要借鉴西方理论,更需要中国进行理论反思和创新。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需要更多地表示中国和平发展的善意,而不应过多地陷入争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