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正在发生变革,正在从工业社会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控制导向的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合作治理打破了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垄断,是一种由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而开展的社会治理。合作治理是与合作型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与合作治理模式一道成长起来的。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西方民主治理与宪政改革

西方民主治理模式下存在着民主决策规则、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平等、政府权力之限制及多元组织运作等诸多问题。为克服这民主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西方学界从宪政制度设计的高度进行了思索。这对于中国当前转型期的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我们需要从立宪的高度进行制度建设。     

西方民主治理与宪政改革

西方民主治理模式下存在着民主决策规则、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平等、政府权力之限制及多元组织运作等诸多问题。为克服这民主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 ,西方学界从宪政制度设计的高度进行了思索。这对于中国当前转型期的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们需要从立宪的高度进行制度建设。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

随着人类踏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纷至沓来,表明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社会振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了.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没有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展开,所以,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度.我们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所适应的是工业社会治理的要求,显然是不能够被带入后工业社会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建立的是全新的合作治理体系.     

政治文明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 ,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文明类型。它继承了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政治文明成就 ,同时 ,又实现了根本性的超越。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以公共管理的形式出现的 ,它的核心价值是服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可以理解为以服务价值为核心的服务型社会治理体系与其制度模式的总和。     

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

合作是人的社会实践中的普遍行为,在每一个时代,人类的共同生活都会造就出一种合作精神.但是,工业社会把人类的合作异化为协作,官僚制就是典型的协作体系.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人类合作治理"模式的成长中,提供了人类合作精神再度出现的契机.未来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     

论我国社会双重历史转型中的治理模式变革

我国社会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历史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一直努力探寻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路径。在构建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上,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引进"经过完善的"西方理性官僚制,以此为基础去构建;二是沿着西方民主行政对参与治理模式的探寻去构建。然而,这两种变革途径并不适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转型。我国的治理模式变革,不应是继续维护或改善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而是要以一种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取代它。     

后工业化进程中政府职能模式的选择

当前,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社会的高风险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由此必然推进社会治理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逐步向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而政府也将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根本的历史转型,与之相伴地必然是政府职能模式的转型。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将成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形态,将积极有效地推进政府后工业社会职能角色合理而充分地实现,成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变革时代的公共治理【三篇】

【主持人语】基于后工业社会来临、公民民主意识显著提升以及政府不可治理公共事务增加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范式——网络化治理开始在西方国家蓬勃兴起。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部门的新形     

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网络治理

信息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给社会带来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对当前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网络治理是不同于电子政府的一种全新模式,网络治理主张的透明、效率、民主、回应等理念与政府治理的内涵存在天然的契合点。但目前网络治理仍然存在着许多困境,政府应着重从优化网络安全环境,加强信息法规建设;消除信息资源的不平衡,打造民主化治理的政府;提升公务员运用网络科技水平,保障网络治理顺利进行等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

在20世纪后期,参与治理被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得到广泛的推荐。但是,参与治理实际上是近代以来追求形式民主思路的延伸,是对近代以来政治的民主追求与行政的集权实践的综合。虽然学者们极力证明参与治理是一种更好的治理,实际上,它并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变革的要求,参与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它依然是一种包含着治理主体不平等内涵的治理模式,而且在实践上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论社会治理体系"返魅"的路径

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是从属于工具理性的,它的形式化、抽象化决定了它必须祛除实质理性的“巫魅”。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整个社会及其治理体系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后,进入了一个价值“返魅”的进程中了。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返魅”不能停留在诸如价值、实质理性等模糊的判断中,而是需要有着明确的内容的,道德就是后工业社会治理体系所需要的价值系统中的基本内核。所以,人类当前的任务就在于探索道德制度建设的可能性。     

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自上而下”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机理及其运行逻辑--一种历史维度的考察

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以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为基本特征。无论是皇权政治下的地方自治,还是威权政治下的社会空间,或是有限民主政治下的参与治理,政府自上而下的权能都一以贯之。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由权力的唯一性和集中性构成的一条主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受到多元社会主体的抵制,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有更多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善于倾听、主动回应、用足制度并适时创新。     

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政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即所谓的高度国家能力与渐进民主治理.高度国家能力体现的是国家强有力的支配与控制能力,而渐进民主治理则体现了公民社会在国家生活中的嵌入程度,“高度与渐进”正好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性.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应该寻求一种相容性的构建路径,即国家能力要主动扩大民主治理的空间,而民主治理则要积极支持国家能力的权威,双方的共容才可能实现共同的繁荣昌盛.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     

论"后国家主义"时代的社会治理

国家主义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成长起来的,整个近代社会在社会治理体系的设计和行为选择上,都是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虽然国家的衰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国家主义的观念却不断地受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市民社会的复兴意味着人类将进入一个后国家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非政府组织将承担起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这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治理结构,从而用一种合作主义的治理模式取代“政府垄断”的单一治理。